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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山西运城市在为民间中医“松绑”、拓展其用武之地上进行了改革探索,试点颁发地方性行医许可证,宽进严管,形成了一支扎根基层的中医药人才队伍,改善了基层医疗生态——

山西运城:民间中医何以大显身手

时间:2017-06-2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黄蓓

  编者按:长期以来,民间中医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自2006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解决中医药师承和确有专长以及一技之长人员的执业问题。但由于各地推行力度不一以及考核方式、考试难度等问题,民间中医执业仍然障碍重重。

  如今中医药法颁布,《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为民间中医药人员开辟了通过实践技能及效果考核获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的新途径,被认为是释放民间中医活力的有力举措,民间中医终于“突围”了。事实上,一些地方为解决民间中医执业问题做了可贵的改革探索。今天起,本报将刊发系列文章,梳理地方经验,为贯彻实施中医药法提供借鉴。

  古都运城,盐运之邦,也是关公故里。在这里进行的关于民间中医的改革试点工作,也颇具英雄气概。

  “要坐牢我去!”13年前,运城市原卫生局一位领导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打开了运城市民间中医合规执业的通路。13年后,中医药法实施在即,民间中医具体该怎么放,怎么管,山西运城的探索或许能提供有益借鉴。

  在这里,不仅有服务于临床一线的“正规军”,还有一支来自于民间,师承、家传出身的中医药人才队伍,承接和分担了基层医疗压力,活跃了医疗服务市场,让中医药扎根在人们的生活中。

好端端成了“地下工作者”

  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以后,运城市新绛县的张泽民就感到格外郁闷。

  张泽民出生于中医世家,祖辈在明末天启年间就开始坐堂行医,医术代代相传,家里一块“闻邑龙到头竹林园祖传张老药铺”的招牌也一代代传了下来。张家最擅长的是中医妇科,历代积攒下来的医案、秘方已经形成了系统,到张泽民已是第十九代传人。《执业医师法》颁布以后,张泽民就成了一个“黑大夫”,只能偷偷摸摸地给人看病,时刻提心吊胆。在“非法行医”的10年间,张泽民治好了大量病人,也挨了不少处罚。

  与张泽民同病相怜的,还有跟师学了十几年中医的张文瑞。20世纪90年代,出师后的张文瑞在当地村镇卫生所当过几年大夫,积累了一定的口碑。离开卫生所后,张文瑞便打算回家专心务农,可陆续前来求医的病人却让他不忍拒绝。

  “那时候经常是我正插着秧子咧,田埂上就有人喊我看病,我洗把手就给他们号脉,开方子。”时间长了,田间地头就成了张文瑞的露天诊所,大家都知道河滩上的张文瑞看病有两把刷子,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找上门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我在永济市扁鹊庙一带给人看病的时候,附近的医院一天撵我四五回,你说糟心不糟心。”想起曾经的经历,面前这个朴实的晋南汉子仍然感觉很委屈,“刚开始是医院撵我,觉得我影响他们的工作,后来就是监督所的人来查我的证,不光没收我的药,还得交罚款。给人看病本是个光荣的事,为啥我就成了见不得光的‘地下工作者’?”

  像张泽民和张文瑞一样的民间中医在运城还有很多,这缘于三晋大地深厚的中医药文化积淀。新中国成立前后,运城市中医人才遍布基层,承担了群众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不乏像周鼎新、柴浩然、武承斋等享有盛誉的中医大家。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口号后,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余田民、朱彦、方药中等数十名老中医陆续来到运城筹建农村疾病研究所。70年代初,运城市举办赤脚医生训练班、西医学中医班,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形成了“县县有中医院,乡乡有中医科,村村有中医人”的局面。到1987年,原卫生部在运城市召开了中小型中医专科医院建设现场会,当时,运城市的中医专科医院已经达到了70多家,这些足以解释为什么运城基层的民间中医资源会如此丰富。

  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后,大部分像张泽民和张文瑞这样的民间中医就成了“黑中医”,成为被打击、被取缔的对象。《执业医师法》实施以来,在提高中医医疗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队伍的发展。但由于提高了中医医师执业的门槛,特别是限制了医师资格考试条件,致使大批不具备学历条件的中医药人员不能继续从事执业活动。同时,师承、家传等培养方式的人员也由于无法达到申报医师资格考试的条件而无法通过考试获得行医资格,从某种程度上说,其门槛制约了民间中医的发展。

  “我们也想通过考试拿到行医资格,可考试对学历有要求,里面还有很多西医的知识,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考起来有点难。”自幼就开始自学中医的李国宏,也曾经历过“非法行医”的无奈,对于已经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李国宏表示非常期待。

  “现行的《执业医师法》主要是参照西医的标准制定的,事实表明,未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的民间中医,许多也能熟练运用中医理论治病救人。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民间中医‘松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运城市原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说。

“要坐牢我去!”

  2004年,时任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的田康立向山西省原卫生厅申请在运城地区开展“省级农村中医药工作综合试点”工作,由运城市原卫生局自主颁发地方性行医许可证件,允许民间中医进行执业。历经周折,试点文件终于下发。本以为终于可以为民间中医正名了,让田康立始料未及的是,这“临门一脚”却有些难以下脚。

  “风险大”“别捅乱子”“这不合法”,在几次工作推进会上,同事们始终坚持反对。

  “要坐牢我去!出了乱子我负责!”眼看着费尽周折争取来的试点文件即将成为一张废纸,田康立急了,一拍桌子,语出惊人。

  2006年,运城市原卫生局中医科开始对民间中医进行初步摸底调查,经过两轮摸底,从基层上报了一份900多人的名单。2008年7月,运城市下发《关于对我市民间中医和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进行考试考核及资格认定的通知》,组织45岁以上的从业者进行考试考核,其中确实有水平、有一技之长的发给地方性行医许可证,也就是所谓的“地方粮票”。

  通过考试考核,运城市首批认定了262名民间中医。2009年,运城市启动第二批民间中医、中医一技之长人员的认定工作,又有273名民间中医获资格认定,可以在乡村执业。

  在考试内容和录取分数线上,运城市原卫生局也几经考量。他们对所有报考人员都组织了统一的笔试,笔试内容和题型参考了当时中医本科院校的考试内容。而在面试上则对民间中医和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进行了区分,对于一技之长人员,中医局组织了所在领域权威中医专家对他们进行专项技能考核,不同于对民间中医的统一面试考核。

  “当时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中医叫王根锁,十几岁就开始学医,每天有二三十个病人找他看诊,可那次考试他只考了7分。还有很多有口皆碑的老中医分数都很低。我们后来反思,考试内容还是偏西化,没有坚持只考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田康立回忆说。此后他们做了调整,根据年龄层次来划定面试分数线,70岁以上的中医可以跳过笔试,直接参加面试。

  尽管有省局下发的试点文件,运城市原卫生局仍然如履薄冰,十分谨慎。《山西日报》多次想就此事采访田康立,都被他拒绝了。“我不敢发声,万一引起争议而被叫停,会让许多人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田康立说。

  说来有趣,全力推进民间中医试点工作的田康立此前可让民间中医们恨得牙根痒痒。上任之初的田康立分管医政工作,主要工作就是查处整顿医疗市场。作为执法者,田康立对所有无证行医的民间中医都严查严打,毫不留情。

  转折出现在一次执法过程中,一位上海患者的痛斥让田康立开始反思。这位患者直斥田康立说,“我的病在运城经过民间中医医治,疗效十分明显,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好医生、好医院!”此后,田康立开始在执法中深入考察医院,考察民间中医,倾听患者意见。“有些民间中医疗效确实很好,也深受百姓认可,一味取缔,就像是‘给娃娃洗澡,倒掉脏水,也倒掉了娃娃’。”田康立说。

民间中医改善基层医疗生态

  “我才不管他什么出身,能看好病的就是好医生。”提及对民间中医身份的质疑,张文瑞的诊所里一位患者家属这样对记者说。他的母亲患有心脏病多年,跑了几趟省城,吃了不少药,心绞痛还是会时不时发作。现在他们就用张文瑞的方子在调理,母亲的状态一直很不错,他们对张文瑞的医术十分信任,也不用老往城里跑了。

  事实证明,运城的探索有效改善了运城市基层的医疗生态,这些民间中医拿到资格证后,植根基层,为群众提供中医药服务,已经成了医疗卫生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各地三甲医院都人满为患的情况下,运城市不仅能把基层的患者留在基层,甚至还出现了城区患者向基层回流的现象。

  从运城市火车站下车后,沿着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记者乘车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位于运城市东郭镇磨河村山脚下的运城市肿瘤医院。然而位置偏僻并不影响这座民营医院的诊疗量,建院时的50张床位住得满满当当,后来进行了扩建,新加了150张病床,前来求医的病人不仅有山西本地的,还有从河北、江苏、湖南等地赶来的,他们都是冲着院长崔扣狮的名头来的,这位院长其实就是一位民间中医。

  崔扣狮自幼爱好中医,13岁开始跟师学习,出师之后便考进中医进修班,毕业后在运城市东郭镇磨河村卫生所从事中医工作。起先,他只治疗一些农村常见病的诊疗,不敢涉足难度较高的癌症治疗领域。直到1972年,他的一位病人因宫颈癌死于大出血,生命从眼前流逝的景象让他深受打击。从此,他开始专心研究癌症的辨证论治,运用纯中药制剂,用外用膏药、内服中药的治疗方法来抑制肿瘤生长,研制出羚贝清肺丸、金链消通丸等多种化瘀膏、内服药。他研制的抗癌化瘀膏和抗癌化瘀丸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评议,建议进一步研发。

解春红在坐诊。 杨国琴/摄

  同样的故事也在运城解氏中医烧伤外科医院里上演。该院院长解春红高中毕业后就跟随父亲在东郭镇界滩村学习中医。解家祖辈在乡里行医,积累了许多珍贵秘方,代代相传,至解春红时已经是第六代。解家独创的中医外治疗法,在治疗烧烫伤、骨髓炎、糖尿病坏疽等外科顽疾上有良好的疗效。医院病房里的患者也来自五湖四海。

  运城市先行先试的经验引起了山西省对民间中医药工作的高度重视。2012年5月,山西省拨款50万元启动民间医药基本现状调查工作。2013年初,山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着手推进全省民间医药的挖掘整理、筛选评价、推广应用等工作,并成立山西省民间医药特色技术和方药筛选评价中心。在山西省孝义市、平遥县等多地,民间中医药同样熠熠生辉。

宽进严管 培训不能缺位

  如果说此前的探索是为了重拾民间中医这块宝,降低民间中医的执业门槛,因而侧重于“放”,那么当队伍建立起来后,如何管理好这批中医药人才就成了摆在运城市卫生计生委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多年的工作实践中,运城市卫生计生委总结出一条“宽进严出”的工作道路。

  “为什么要宽进?中医确有专长人员是中医药人才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的一方一药,一技一能都是千年传承的精髓,弥足珍贵,只有把他们规范而合理地纳入到中医药人才队伍中,这些遗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运城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范建国告诉记者。

  所谓严管,则是针对此类人员普遍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培训,使其达到执业医师的从业标准。

  “这些人员几乎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学习,无法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临床病症。再加上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和管理,他们很多都只能在所从事的专科领域从事诊疗活动,行业内既无疗效评估机构,又无业务提升通道,所依赖的只有群众口碑,必须对他们进行定期的规范化管理和培训考核。”范建国说。

  “我深知自己没有经过系统正规的学习,这也是我的遗憾,更是制约我和医院发展的硬伤。因此这些年来,我一直积极参加市里举办的各项培训学习,为自己打好理论知识基础。”解春红表示。

  对民间中医进行监督管理和培训也是中医药法的重要内容。6月20日,《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重点对中医(专长)医师是否超出规定的范围执业、是否符合相关诊疗技术规范、是否存在不规范宣传行为等进行监督检查。

  征求意见稿中最受关注的,还是对民间中医的考核办法。其中规定以专家评议、现场陈述问答、回顾性中医医术实践资料评议以及中医药技术方法操作等形式对实践技能和效果进行科学量化考核,考核合格即可获得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颁发的《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相对于之前的《执业医师法》和《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而言,中医药法的规定取消了笔试内容,缩短了时间跨度,降低了执业门槛。业界普遍认为,民间中医药的发展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

(责任编辑: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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