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模式：中医卫士守牢社区关口

送药到小区门口。

　　编者按：在武汉疫情阻击战中，社区和医院同为主战场，为居民筑起了防止疫情暴发和反复的“防火墙”。该市武昌区通过在社区大面积使用中药，形成了中药通治方+社区+互联网的“武昌模式”，做到了中医药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干预。

　　《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要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武昌模式”不仅仅是对上述要求的生动实践，更是中医药参与新发、突发传染病社区防控的一个范本，凸显了中医药参与重大疫情防控的重要意义。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干预到底有没有用？

　　“有用，有大用！”这是武汉市武昌区的答案。

　　“‘武昌模式’中药早期干预，预防作用明显。中药结合临床，治疗效果明显。出院康复中药专方，康复控制明显。”武昌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王辉说，中医药对确诊轻症和疑似患者干预治疗作用明显。重症患者的死亡病例逐步下降，并保持低位水平。从社区收集到的确诊病例数据显示，服用中药通治方2天以上的没有一例转重。出院康复隔离患者服中药组14天查核酸复阳率显著优于无干预对照组。

　　得益于中药通治方+社区+互联网的“武昌模式”，武昌区在此次抗“疫”中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但在1月下旬，患者空前积压、医疗资源挤兑严重的至暗时刻，从找到核心病机、拟出中药通治方，到社区大规模用药，产生显著疗效。看似简单的闭环，武昌区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

　　“事急从权。‘武昌模式’是特定环境下的应急选择，却也是面对新发、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社区中医药防控的一种创新模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院士如是说。

　　“必须从社区切断病情”

　　1月24日，仝小林抵达武汉时，武汉疫情的漫漫长夜才刚刚开始。那时，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人数不多，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还没有建成，各定点医院发热门诊被潮水般的病人冲击得濒临崩溃，医疗资源挤兑十分严重。

　　仝小林到达武汉后，深入发热门诊、急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了解病情、诊治病人、研究治疗方案。看着患者们在湿冷的环境中排着长队就诊，他深感不安。

　　“社区如果不把那些轻症甚至疑似、发热患者控制住，一旦发展成为重症都必须住院的话，再多的医院也不够！从防控工作来说，必须从社区阻断疫情。”仝小林迅速得出上述判断。

　　但面对社区大量患者，靠中医医生一个个诊脉开方，是无法实现的。“只有抓准核心病机，拟出中药通治方，大规模用药，才能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把疫情阻断在社区，坚守住第一道防线。”仝小林说，“特殊时期，应该先让每一个患者都吃上中药，阻断疾病向重症发展。”

　　通过前期对武汉市百余例患者的临床观察，仝小林结合当地的气候、物候，与本地专家讨论。1月26日清晨，仝小林提出将本次疫情定性为“寒湿疫”，随后拟定了通治方“寒湿疫方”，即后来的武汉抗疫方（“1号方”）。根据主症的不同，他还拟定了四个加减方，可在通治方基础上变化使用，精准用药。通治范围是针对新冠肺炎轻症、普通型、疑似病人和居家隔离的发热病人。“这样一来，社区医生经过简单培训，就比较容易掌握和操作。”仝小林说。

　　2月2号，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正式印发文件，在武昌等多个区大范围推广“1号方”，这项由政府发文指导推广使用中药的举措在中医药疫情防控史中意义重大。仝小林紧急与湖北省中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多家医院协商，将“1号方”投入到社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的疫情防控中。

　　为什么是武昌？

　　“武昌模式”之所以发端于武昌，并非偶然。

　　“武昌区政府主动作为，敢于担当，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中药饮片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实行政策性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的看病贵问题……”。这是2017年“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核评审工作组对武昌区中医药工作的评价。自2011年首次创建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以来，武昌区的中医药服务网络和内涵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中医药也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近年来，我们不仅建立了区域性中医医联体和中医专科联盟，组织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60名骨干中医师拜师湖北省中医院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还加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基础设施建设。”王辉告诉记者。

　　也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却在汹涌的疫情前筑起了坚固的屏障。当新冠疫情风暴式席卷武昌时，武昌区紧急拉响了社区警报，依靠原有的社区、中医药、互联网基础，打响了武汉保卫战社区防控的“第一枪”。事实证明，中医药的表现没有让武昌人失望。

　　在拥有125万常住人口的武昌区，截至1月29日确诊感染人数已超600余人，密切接触者人数也在成倍增加，潜在感染人数也绝非少数，社区还有大量发烧、疑似患者和轻型确诊患者没有得到有效救治。如果不加以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面对井喷式的暴发，武昌社区医疗的承载力面临巨大考验，迫切需要释压。

　　“武昌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年与湖北省中医院开展合作，中医药基础比较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底子也厚。”通治方的应用，仝小林将目光对准了武昌，先从武昌开始，再推向武汉乃至湖北。

　　1月29日，当仝小林向武昌区政府和湖北省中医院提出共同开展社区中药防控的提议时，三方一拍即合，并马上行动。当天，仝小林就带领湖北省中医院的专家医疗队，前往武昌，向社区隔离点密切接触人群发放藿香正气滴丸、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等中成药，起到了积极的预防作用。2月2日文件印发后，武昌区副区长向悦立即协调本地药企九州通药业，连夜熬制汤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范围免费发放。

　　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其中之一，疫情暴发后，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大量的通治方运往辖区隔离点，抑制了疫情火势的蔓延。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通过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封控小区内的健康居民免费提供通治方，累计服务2000余人次，筑牢疫情“防线”。

　　第一批中药发放的同时，武昌区紧急向江苏连云港市求援。连云港市江苏康缘药业，3天内生产了约4.2万人份14天用量的中药颗粒剂，全部免费捐赠。颗粒剂更便于储存、转运和服用，大大缓解了中药短缺的局面。

　　互联网+“大锅药”取得好疗效

　　社区防控的最大问题是居家隔离的人员分散，医护人员十分紧缺。中药发放下去后，谁来跟进用药情况并提供专业用药指导？在当时的情况下，仅靠当地医护人员来完成这项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

　　仝小林很早就预判到了这一问题，在2月2号深夜11点，他拨通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药数据中心主任刘保延的电话。

　　“仝小林跟我讲了他的想法，通过搭建平台对接全国的中医医师，让武昌区用药的隔离人员，发热、疑似和确诊患者（下称用药者）能够通过网络，实时反馈用药信息，得到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建议。”刘保延说。

　　没有过多考虑，刘保延立刻答应下来并着手这项工作。事关患者救治，从App开发，到医生招募，再到随访流程设计，数据接入，数据分析，刘保延事无巨细全程过问，力求不出差错。

　　“我们采取‘临床科研一体化’策略，让临床救治与‘患者结局登记注册’的方法相融合，严格审核每一位志愿者的执业资格，并制定了志愿者工作服务手册，要求他们严格参照执行。”刘保延透露，为了确保远程用药指导贴近一线救治实际，他们和前方专家保持密切联系，在手册中尽可能列举了用药者可能提到的问题，并附上经前线专家认可的解答，为志愿者提供参考。

　　2月3日，“1号方”开始发放使用。用药者通过扫描印在通治方包装上的二维码填写病情和用药情况，生成病例日志。志愿者定时打电话询问并记录他们病情，依据志愿者反馈的情况，一线医生则可以对用药者的情况做出判断并及时进行用药调整。

　　2月5日，“1号方”的应用初见成效，3698位发热、疑似和确诊患者服用后，其中90%以上的患者发热、咳嗽、咳痰、乏力、气短、情绪紧张、纳差、腹泻症状就已经消失。

　　“对于居家隔离用药的病人来说，由于无法及时联系到一线医生，他们容易焦虑恐慌。通过电话与App的远程交流，他们不仅可以得到专业指导，还能在沟通中缓解焦虑、消除恐慌。”刘保延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及时的信息反馈能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一旦发现用药者有病情加重的倾向，志愿者会第一时间对接前线医生介入治疗”。

　　截至3月9日，全国已有682名医生报名成为志愿者，通过App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远程服务，累计服务11847人次，收集病历日志82466份。

　　线下的巡诊工作也在同步进行。2月19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开展武汉市集中隔离点中医药巡诊工作的通知》，要求巡查集中隔离点中医人员配备及中医药治疗开展情况、中药配送发放和服用情况等。

　　“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舌象、现有症状等情况进行指导用药，并配合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尽量在通治方基础上做到中医辨证论治，精准用药”。巡诊专家之一、湖北省中医院专家组成员肖明中介绍。

　　一项回顾性分析，总结了武昌区确诊轻型、普通型721例。其中1号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从主要的结局指标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来看，1号方组为0例（0.0%），对照组为19例（6.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该研究表明在社区推广使用“1号方”，对控制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加重有作用。

　　全链条干预练就防治最佳

　　3月24日，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武汉市武昌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徐家棚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全国新冠肺炎康复门诊协作网络。

　　“仝小林院士十分重视康复期治疗，强调要发挥中医在康复期治疗中的核心作用。”全国新冠肺炎康复门诊协作网络负责人李晓东说。

　　“此次武昌区多家医疗机构的加入，是跨区域跨层级的医疗机构组合的新尝试，希望能通过多手段、多层级的康复治疗，促进武昌区六千多名新冠肺炎患者的全面康复。”仝小林说。

　　对于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来说，社区康复驿站和医院康复门诊，是他们回家前的“最后一站”。

　　随着康复出院人数的不断增加，患者康复期治疗成为医护人员面前的重要命题。中医药进驻康复驿站和康复门诊，广泛参与康复期治疗，进一步丰富了“武昌模式”的内涵。

　　在“武昌模式”下，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对出现轻微咳嗽、胸闷等症状的康复期患者进行指导用药，而一些伴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则通过分级诊疗，被送往三甲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在康复阶段，中医药在基层的应用也起到了患者分流的作用，减轻了三甲医院的压力，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助于医疗秩序的持续稳定。”王辉告诉记者。

　　如今，武汉的300多个康复驿站里，大部分患者都接受了中医药治疗。在仝小林的指导下，除武汉外，孝感、黄石等地的多家中医医院新冠肺炎康复门诊也相继开诊，各方舱医院和医疗机构出院患者所在的隔离点，基本实现了中医药全覆盖。

　　通过对武汉康复驿站420例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核酸检测复阳和症状改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经中医综合干预后，观察人员的咳嗽、胸闷气短、出汗、失眠、心悸、乏力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而未接受任何干预方式的人群，症状改善不明显。中医综合干预组，核酸检测的复阳率为2.8％（9/325）；未接受任何干预方式核酸检测的复阳率为15.8％（15/95）。

　　“在武昌，从预防、治疗到康复，中医药的全程参与使防控效果达到最佳”。仝小林认为，这一模式在未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具有示范意义。（本报记者 黄蓓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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