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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医结合的成才之路

——纪念裘沛然先生逝世6周年

时间:2017-07-0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裘陈江 王庆其

  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儒医相合”。历代涌现了许多儒医结合的著名医家,如宋代有许叔微、朱肱、郭雍、张杲、史堪等。在近代丁氏学术流派中有许多儒医相结合的著名医家,已故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裘沛然曾自述少年时期师从姚江施叔范先生,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他在医学方面的学习,深得叔父裘汝根先生的指点。裘沛然在晚年回忆时曾说过:“我少年在学校上学,当十三岁时即于念书之余跟叔父汝根学习针灸。吾叔为广西名医罗哲初先生弟子。”当时裘汝根对于裘沛然的学习督责很严,“不仅针灸要籍都要背诵,凡是中医古代典籍也都要择要背读。”当时除了在学校受教于施叔范先生,裘沛然家中还另请老师教授国学,不管其理解与否,总是要求背得朗朗成诵。而当时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事日艰。故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又因生计所迫,裘沛然不得不停辍心中喜爱的经史辞章之学,转而从事岐黄之业,与杏橘为侣。

  上海中医学院的求学经历

  1931年,裘沛然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于海派中医巨擘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32年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正式接受近代中医学校的正规教育。据《裘沛然传记》等所载,当时上海中医学院的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求学期间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之中,熟记精研中医古代典籍和中医理论,并博览国学经典。同时,于课堂学习之外,在丁济万(丁甘仁长孙)诊所临床实习,因丁师的悉心指导,裘沛然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因而分析孟河丁氏与上海中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成就,了解裘沛然求学期间的学习环境与学业成绩,对于深入剖析裘沛然的成才之路同样有追根溯源的意义。

  据1997年刘鸿泽访问裘沛然所记,当入学时,丁济万先生嫌其年纪太小,但在入学面试时,裘沛然居然能从容不迫地背《素问》、答《伤寒》,让丁济万不禁暗叹:“秤砣虽小压千斤。”此后更是将其安排在自己的诊所随医。又据《裘沛然传记》记载也是如此,在上海中医学院就读期间,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和细心领会,裘沛然对丁济万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当年在侍诊之余,他还整理过丁济万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时随师侍诊,对丁济万灵方之精意,配伍之妙用,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从而获得老师之赞赏。又因丁济万的诊所乃沪上名人聚合之地,海上名家如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时常晤面,故得到诸前辈指教,医术日渐长进。

  除了裘沛然刻苦钻研医理、用心求教,编《丁方集成》和抄录讲义典籍之外,裘氏在上海中医学院毕业时曾撰写毕业习作,名曰《针灸在国医界之价值》,刊登于1934年的《上海中医学院年刊》。

  在《针灸在国医界之价值》这篇毕业习作中,裘沛然首先历数针灸学的起源与效验,他认为“针灸之学,肇于上古,源自砭石,其发明远在汤液之前”,而成效则迥出药石之上,加上施治简单、奏效迅速、手续便利、费用经济等优点,古来名医无不兼通熟谙,来弥补汤剂的不足。但是到了后来,针灸之学因年代久远,多以绝学视之。裘沛然认为一方面是“神望术者”秘不轻宣,另一方面则是文人学术,“既贱其业而不肯学”,因此针灸之术反而沦为村夫糊口的技能。他痛惜大好学术日将沦亡,疾呼医界同仁应当关注。

  裘沛然因自幼熟读针灸书籍,并侍从叔父临诊,自信对于针灸手术穴法以及针灸学理经验,能知其概,能晓其妙。故于文中提出四点针灸学要点,贡献于当世学界。第一点是“针灸主要书籍”,裘沛然指出《黄帝内经》乃中医界必读之书,其中“《灵枢》九卷,特详脏腑经俞,为针灸之专书,故亦有‘针经’之名”,而《素问》中的“刺热、刺疟”诸篇,也是开针灸治病的渊源。至于后世,则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博览旁搜,蔚然可观。但归根到底,还是以《灵枢》一书为最基本经典。第二点是“针灸穴道为针灸之基本学理”,针灸穴道,乃是“藏腑精气灌输之处,气血周流回环之地”,因此针灸于适当穴道,便可病除,是针经所谓“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之理。第三点是“针灸之要在施术与取穴”,在明了针灸穴道之理后,裘沛然便提出行针治病能出特效,必然要求“手术精到,取穴真确”。而“欲求手术之精到,须明补泻;欲求穴之真确,当辨经络”,凡此均须从事实习,否则难奏其效。最后一点是“针灸所治之病症”,裘沛然认为“中国医术,汤药长于治内,针灸长于治外”,而针灸擅治之病症有:中风、霍乱、风痹、诸痛、疡症。

  故裘沛然坚信针灸一道,补汤药之不及,驾西法而上之。因而在文末呼吁:“苟有志于发扬国粹,研究中医者,盍兴起而求之。”

  裘沛然于上海中医学院学习期间,在少年时期的国学、医学基础上,在个人用功学习、发奋钻研下,又得师从丁济万临诊实习,转益多师而受教于当时校内诸多名医大家,因此在短短数年之间成长迅猛。裘沛然在民国时对于针灸学术的研究与弘扬,固然与其自身求学行医经历有关,但其痛惜疾呼的心愿与学术贡献,对于发扬针灸学之精粹尤有功绩。因此后人在归纳裘沛然的中医理论建树时,经络针灸学上的成就必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行医沪甬与临诊实践

  裘沛然先生于1934年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此后独自开设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既为民众治病,也积累了相当的诊疗经验。在此期间,裘沛然独立门户行医二十余年,以医自给,直至1958年入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设立的上海中医学院任教。

  裘沛然在医校毕业之后,独身涉足江湖,他的医术医理伴随着行医实践而逐渐精进。1940年初,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的动荡时代,裘沛然于行医之中,对于学术和理论的追求丝毫未曾停歇,创作发表了最早的几篇学术论文。其中就中医药建设、中药业发展以及中药使用经验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展现了裘沛然对中医药事业的极大热忱和理想。其中《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一文首先综论我国医药之学的悠远历史和光荣史迹,而引出对当时国医国药之不振的担忧。在文中裘沛然指出:“中国医药,胚胎于神农,昌盛于汉唐,遗传数千余载,其间名医辈出,代有发明,天产良药,遍地皆是,其博大宏深,足冠世界”,但嬗递至近代,反而愈显退化。探其现象,“学说则错乱纷纭,一是莫衷;药品则繁碎庞杂,日趋含糊。致使真理实效,反被湮没,以具优良价值之医学,而呈江河日下之势。”裘沛然追问其故,则在于“无科学之研究与整理”。而当时裘沛然已意识到一国医药的发展,关系国家经济与民族健康,整理发扬医学,不仅有裨于学术,更关系造福国家社会,因此呼吁政府当局和社会人士,能共加注意,切实努力,而裘沛然自己则提出八项意见:第一,“医学研究会之宜设立”;第二,“医校条例之宜确立与出版书报之宜审查”;第三,“实验医院之宜设立”;第四,“国药研究院之宜设立”;第五,“中华生药典之宜编纂”;第六,“国药检验局之宜设立”;第七,“成药制造厂之宜提倡”。

  以上几点倡议,可以说,这篇文章乃是裘沛然早年对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计划书,在今日虽有诸多方面已经得到改善,但其中对于医学研究和中药事业发展建设的抱负和设想仍有诸多价值。故此文献也不仅有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同时还有实用意义,至今仍值得学界重视和发扬。在文中,可见裘沛然对于中西医素无成见,不仅中医功底深厚,同时深受西方近代科学影响,主张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只是可惜时届抗战动荡之际,该文的呼声所产生的影响受到限制。

  裘沛然少年在国学专修馆从爱国诗人施叔范学习经史辞章之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虽后来施叔范离开宁波,但他与老师的交往并未断绝。在1930年施叔范与友人在沪上结诗社,与沪上文人多有交集,故可见裘沛然因老师的关系,也曾参与其中。而当时在民国时期,裘沛然就开始创作诗词,这些在留下的《剑风楼诗集》中便保存了数首。其中有大致系年或可考证的便有《游杭州玉皇观》《抗战胜利喜赋》《寄陈小翠女士》《无题》等。

  可见,裘沛然在医学和诗词上各自的才华已崭露头角,儒医二种元素也综合在其学术和人格之中。

  耕耘于中医新天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到1956年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中医学校和中医医院,新中国的上海中医学院正是于这一年在国家号召下筹备成立。

  正是在新中国中医教育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之下,裘沛然于1958年应聘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先后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本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当入校之时,学院草创伊始,缺乏现成的教材,裘沛然就带领针灸教研室教师,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的4年中主持编写出版了6种针灸书籍,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可见裘沛然在入校任教之前,在医学和临床上的造诣已极深,在充足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可以说对于当时的上海中医学院乃至中医学界的振兴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笔者新发现1957年裘沛然为自己所藏古籍所编印的书目《剑风楼古籍书目》,在此希望通过与大家讨论和研究这本书目所反映的裘沛然治学思想,为其一生儒医结合的成才之路作一坚实的注脚。

  裘沛然在编印《剑风楼古籍书目》时,根据自己所学和喜好,将所有藏书分为国学和医学两大部分,国学部分又细分为“簿录、经学、小学、史学、类书、子书、集部、杂录”八类,医学部分细分为“内难、本草、伤寒金匮、温病时感(运气附)、汇论各科、医方、诊法、针灸、妇儿科、伤外五官、医案、史话、丛书、辞典书目医刊卫生(西医书附)”诸类,因此由此书目可以想见裘沛然在医学和国学上的涉猎范围和治学门径。

  裘沛然认为阅读文献的第一步,首先是要了解该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什么,犹如读今人著作中的内容提要,但古代医籍没有这个款式,故需要从一些类似途径和线索加以入手。裘沛然对于如何选择和看待古代中医文献记载的内容也给出一些提示。比如对于文笔较为拙劣,或者杂有荒诞的记载和粗俗俚语的某些医书,也不能从辞藻的表象上加以取舍。裘沛然认为“医学乃是科学而非艺术,但求临床有效,即文字粗俗一些,亦无损其医学的价值。”同时,医书中“某些生僻或者比较奇特难以常理解释的内容,也往往会是作者最宝贵的实践经验之所在,在选择阅读时也要多加留意,不可草草滑过。”因此资料的选择,不可“逐大流”,须亲读实践,摒弃成见,方能从典籍中获得独到之见。

  最后在精读经典原著时,裘沛然也提出了三点心得体会。首先,他主张先读白文,“应着重精读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对原著中的学术观点,某些词义以及处方用药特点等,必须沉潜玩索,先后印证,初学时尽量少看或不读后人的诠注,这样易于掌握其原书的真实含义,可避免歪曲真相。”第二,弄清概念,裘沛然特别提醒后学切不可从概念到概念,从而忽略甚至弄错了概念包含的具体内容,应循名责实,放到文献和文献产生的具体语境中加以厘清。第三,掌握特点,裘沛然指出:“每一部医书总有作者的某些特点,阅读时必须细心领会,找出其中的独特长处。”故他主张对于古代文献中的这些问题,甚至需要掌握一些“小学”知识,即传统学术中尤其清代特别发达的音韵训诂之学。

  裘沛然自入上海中医学院任教之后,数十年如一日耕耘于中医学的研究,救济苍生;埋首于中医教育,培育人才。裘沛然一生的医学和教学成就,在他逝世后,广为后辈弘扬,受到社会各界纪念。而回首裘沛然晚年心力所在,则是《人学散墨》一书及其阐发的人学思想。裘沛然在2008年出版序言中回顾,《人学散墨》一书的撰写花去了足足8年时间,可以说是裘沛然在新世纪到来时,对于人类社会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深度思考。尤其是裘沛然身上所具有的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实践精神,也深深打动了广大读者。如为该书作序的夏乃儒先生,便称之为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

  大师成才之路给后人启迪

  裘沛然一生成才之路,虽有家庭背景、个人禀赋等特殊因素,但其成才的经验之中也有诸多对今日中医人才培养启迪之处。

  首先有必要来考察一下当今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尤其是存在的问题和弊病。借鉴学界诸多已有关于中医人才培养的研究。针对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从裘沛然个人经历而言,其自身医术的来源,既有家传,又受过正规的中医学校教育,二者兼采。因此在裘沛然身上,既可以看到家学师承教育培养所具有的基础理论扎实、临证经验丰富等特点,能够具体地继承一些名家特色,如裘沛然对于经络针灸学的心得体会,便显露无遗。同时正规的大学教育,学生可以接受较为全面的系统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教育。因此,学生的知识面会比较全面和系统,这无论对学生的中医知识的积累,还是科研思路的形成发展,都是比较有利。

  同时,面对当今中医人才培养的诸多问题,其中有教育体制和管理机制的矛盾,有其产生的历史现实原因,非能草率加以驳正。但个中原因,如中医人才综合素质较低,尤其是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相对偏低的困境等问题,从裘沛然的成才之路中洽可汲取经验。裘沛然的中医学理有承袭家学的便利,但自小的兴趣绝非限于医学一门,他对于经史辞章之学尤为热爱。同时裘沛然对于中西医学素无成见,从其早年疑窦丛生时的求知之路,以及中年的藏书目录可知,他对于自然科学和西医也均有涉猎。还有如门户壁垒和交流匮乏的问题,从裘沛然求学的经验之中也可找寻到借鉴之门和解决之道。

  虽然自汉代儒学定于一尊,医学从属于丙部,其地位无法与儒学相比拟。但医学作为活人之术,仍有其明显承接的顺序和谱系,故如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将医学与儒学相比例,其着眼的也正是二者之间的整体关系,以及二者在文化上的同源性。而近代自学术分科之后,儒学本身已被拆分而散置于所谓人文诸科之中,要重拾“儒医结合”之道,则须如秦伯未为《中国医学源流论》作序时【引谢观】所言:“是以历史、地理、生物、自然、社会诸科学,攻医者皆必须略涉藩篱,方能会其通而观其变,而得医术之大全。此属于艺者也。医者固以艺术为职志,然昔人常以为应与修养道德共同砥砺,故《素问·上古天真论》等数篇,古圣首悬为教。吾人业医者,应如何惩忿窒欲以养肝肾之阴,勤动四肢以和周身之血脉,合修身养性为一途,成己利人为一事。”谢氏所倡人文、自然诸科的会通观变,修身养性与成己利人为一事,这些正好在裘沛然身上有充分的展现,故可以为今日从医者鉴。(裘陈江 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

(责任编辑: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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