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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要对古代医学圣贤怀有虔诚的敬意

时间:2021-04-01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肖承悰

  我生长在一个中医世家。在我的记忆中,中医的启蒙都是从医德教育开始。每位学医人首先要把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倒背如流,把明代医学家裴一中关于从医者的至高标准作为奋斗目标。因此,每当医生面对患者时,都会想到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每当鄙薄技术,见异思迁时,都会想起“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每当有所进步而沾沾自喜时,都会想起“医乃神圣之业,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几千年来,医学先贤的神圣教诲,成为广大从医者前行的动力和奋斗目标,培养了一代代医学大师。

  我的爷爷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先生。他是一位大医精诚的医者,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我自己从医50余年来,一直秉承着大医精诚的精神,精勤不倦,服务患者。

  爷爷的祖籍为四川省三台县,他在童年时便自修中医知识,懂得“医乃仁术”的道理。光绪十九年(1893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惧怕传染,不敢接诊。爷爷则主动出诊,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患者转危为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爷爷赴京赶考,获丁酉科拔贡,之后在山东任知县、知府,民国初年任财政部机要秘书等职。爷爷虽在官场,却从未间断研究医学。他不仅精研中医经典,而且博览西医著作,从政之余行医治病,曾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等著名人物诊疗疾病,颇受患者欢迎。

  爷爷于1928年毅然弃官从医,自署“医隐”,别号“息翁”。之后,他又与朋友自筹资金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培育中医人才。正应了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教诲。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虽已年逾八旬,但受新社会蒸蒸日上形势的鼓舞,将自己的别号“息翁”改为“不息翁”,以示“自强不息”,并献出家藏的《医方类聚》医书(朝鲜版本),决心继续为发展中医药事业贡献毕生力量。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并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对医德建设非常重视,曾作医范十条,主张稽古御今,心正意诚,有道有术,重视伦理。

  1959年,我遵从祖父愿望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爷爷除了常对我讲解一些医学知识和经验外,讲得最多的还是医者仁心和医乃神圣之业的道理。他说,做人要品德正直,行医要医德高尚,对病家要有爱心;医疗技术是有限的,但对病家的爱和责任心是无限的,是无条件的。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从事中医妇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已50余载。我始终把古代医学先贤们的教诲铭记在心,并施教于我的学生,使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我也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并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一批全国中医妇科名师、首都国医名师等称号。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传承博士后导师,同时任全国第四批、第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并于2019年荣获“白求恩式好医生”称号。

  在行医过程中,我时刻坚持以患者利益高于一切。不但全心全意为患者治疗身体疾病,还特别重视心理疏导,用自己幽默诙谐的语言一遍遍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被广大患者亲切称为“侠女婆婆”。

  上世纪60年代,我常常骑一辆二八男自行车,车把上挂着手术包,大梁上还载着同事,赶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在炕头上为妇女看病。近些年,我在坚持出门诊的间隙,还下基层义诊,甚至远赴西南、西北贫困地区为妇女患者服务,不计任何报酬。

  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依然工作在临床一线,为广大妇女的健康,为中医药事业发挥余热。

  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医者应当做的,都是医者应有的大爱,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一名合格的医生。(肖承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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