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我有幸跟随上海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上中医）程门雪、裘沛然二老临证，朝夕相处近5个月，同诊、同读、同宿、同论。当年他们的言谈话语、行为举止和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我，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术生命历程，使我从一个尚未入岐黄之门的“小学生”，成长为一个针药并治、学验俱丰、全面发展而有所建树的“老先生”。
兹忆当年事，不胜感慨系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6年的上中医本科，2年的中医研究院研究生学习，特别是当年跟随师二老临证抄方的经历，是自己60余年（1963～2025）来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不断进步的活水源头。也只有用这样的活水反复浇灌，才能使我不断成长进步，获得杰出成绩，为当代中医药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此，近日特将当年的医案、医方、医论予以精选，编写成《程门雪裘沛然医案医方医论》一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书中以跟师随诊抄录的《程门雪东湾医案》《裘沛然东湾医案》为重点，并特别选辑了有代表性的医论、医案、医话等，呈现他们对包括中风、温病、小儿惊风、脏器衰竭、肝病、肾病、癌症和其他内妇杂病丰富的临床经验、治学心悟和厚积薄发的真知灼见。同时，还特别选录裘老的24个专病专症医方，并以“东湾临证碎金录”为题，二老相互论医的只言片语和对我面授经验“开小灶”的“小讲课”记录，一并呈现于书中。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本书以《读医学医篇》为题，其中有《程评治肝三十法》，主要部分是程老1926年的著述，包括《肝气肝风肝火治法例》《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均系给学生门人授课的教案。而本人在此基础上，引录叶天士、王孟英、王旭高、程门雪等诸家医案，合而参之，又加以本人的“陆按”，结集成文。因此，此文实际上是1926～2025年百年来近现代中医传承和中医学院教育的一个缩影。
该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二家医案合刊，他们方药风格各异，而相得益彰，体现了海派中医的包容和创新的鲜明特色。其二是二老不同时代的医案、医论、医话、医方，在一书中集中汇编，呈现了他们一生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特色。其三，真实地反映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二老为农民看病数月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又真切地反映二老灯下论医、师生传承交流的真实情况。如此种种，都是其他同类医案书籍所难以呈现的，亦即本书独有的真实性、地域性、时代性特点。
值此书出版之际，拟就此文，回忆当年程裘二老在上海龙华东湾大队诊余，“灯光与雪影交辉，茶烟随思维飘荡”的真实场景。
在《裘沛然选集》“临证偶拾”文中，我曾记述在1969年于上海龙华东湾大队，大队顾书记患有偏头痛多年，屡经医治无效，痛苦备尝，乃就裘老诊治。待询问病情后，仅为针刺列缺一穴，竟收意外之功。仅针数次，竟得痊愈。过去头痛每日或隔二三日必剧烈发作，在这下乡半年中，一直未曾发作。时在特殊时期，下乡作业及生活均极艰苦，顾书记因裘老治愈其宿病而心存感激，特地为他和程门雪另置宿舍，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并让他俩专门在东湾大队合作医疗室，为农民诊治。
程老长期患有老慢支、慢阻肺，走那么长的乡间小道，肯定吃不消。上中医当时的领导考虑到程老实际的困难，就从这时在校读书时间最长的1969届学生当中，挑选出3个同学，其中有一个男生、二个女生。男生除了要服侍程老，要帮他打开水、带热饭热菜之外，还要能帮裘老给病人扎针，甚而独立开方诊病。这一偶然的机会，使我得到了陪同程、裘二老随诊跟师，同吃、同住、同诊病的天赐良机，走上一条“跟名师、做临床、读经典”的康庄大道。
程老常说的是，医生越做越胆小，说他早年和吴鞠通一样，麻黄会用到一两五钱。他回忆当年医事，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个是1932年的慢惊风案，用理中地黄汤挽救得效。另一个是1965年下乡时，曾用麻黄、附子、细辛各3克五剂，治疗咳喘。因药包小，病人竟5剂均投一锅，1日服尽，竟无任何的副作用。裘老较多说的是，与一些中医前辈、同道的交往，和读过的中医好书。因此，我每次请他带来一些家藏线装书。现在我的笔记本上，还有当时夜晚在二老茶烟飘渺、谈医论道之际，不停抄书、不停读书。更为难得的是，程、裘二老经常为之扼腕叹息的次公先生，为他的远见卓识，为他的方药经验，为他求学时课间自拟的佳方，为他的早早离世，也为他这时尚未出版的医案。裘老还应我请求，向次公老的高足沈济苍先生，借得《章次公医案》手稿本让我抄录。
实际上，他俩不仅夜晚谈兴浓郁，白昼诊病也多交流。程老有时会在胃病方中用降香、玫瑰花等裘老常用的胃病对药，而裘老又会在不经意间，开出程老喜用的甘麦大枣汤和鹿角、小茴香，这在二老的东湾医案中经常有所体现。更令人动容的是，程老常年气喘，一次卧床未坐诊，一个远道而来的老乡竟让我领至卧室，让病中的程老为他看病。程老也并不推却，亦无一丝难意和不快，很认真地在床前切脉开方。还有一次程老生病，让裘老为他开方，方中有细辛三钱。我悄悄地问他吃不吃这个含有“超量”细辛的方子。他说：“无妨。我不敢给病人用这样大量的细辛，但看看裘先生治的病人，用三钱细辛都没有事情，自己当然放心服用”。可见老一辈待人以宽、待己以严的品德操守。在当年的谈论之中，乃至以后的苦读细思之后，对程、裘二老的学养功力，又有了更多的深入了解。
程、裘二老生前相与，是“平生风义兼师友”。或同诊同宿下乡诊病，或同事同议共编《辞海》，或同院同室会诊讨论，或同好同爱唱和诗赋。二老都是当代中医界著名的耆宿和学者、诗人，又都先后执掌上海中医界学术建设和《辞海》编撰。在这特殊时期、特定环境，能一展胸襟，无所顾忌，赤诚相见，煮茶品茗，谈古论今，这是何等精彩美妙的场景啊。
关于二老毕生经历学养成果，在该书的封底，两段师恩感怀文字或是该书最好的总结：
门雪老治学三变，借书批注见长。文章问世多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临证挽救重危病症，以伤寒、肝病歌诀及惊风一方佳案课徒，独擅胜场沁馨甘。
沛然师七十年间，藏书评论著称。著书付梓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方药谋略疑难疾病，有精博、奇巧医论和治病八法美文传世，名闻远近遐迩尝乐苦。
东湾五月，光阴荏苒。临别之际，程老送我的徐灵胎批注的《临证指南医案》，裘老从沈济苍老师那里借来的未刊本《章次公医案》，程、裘二老合送我的《观聚方要补》10卷，都是我以后研究医方、医案、医论、医著的思想基因，又是新时代笔耕不辍、不惜余力、老而弥坚的源泉和动力。更加值得提到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50多年了，学术上寻求古训、博采众方，临床上针药并施、疗效显著，形成自己针灸宗《内经》，方药法仲景的学养思维定式。毕生重视理法方药中“法”的传承发扬，而有针灸技法、临证四诊、药对配伍、成药制方诸法的研讨和论著。类此理念和作为，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论其根源，则来自和二老相与东湾的岁月历程。
程老常言：一支笔头，三个手指头，还有一个舌头。也就是要求每一个现代培养出来的合格中医，都要能讲课、能治病、能写作。按此要求，我一生为此努力奋斗。从仲景而入，自叶桂而出，而这种种想法、做法，应该与当年二老论医有关。
因为这五个月和二老的相处，我和裘老之间建立起来的情谊深厚，历久弥新。从20世纪70年代起，不论是探亲，还是进修、出差，我回上海；20世纪80年代起，裘老来北京，我们总会相聚。裘老善待我这个“贤弟”学生几十年。因为这五个月和二老的相处，我逐步培养和形成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理念，坚持空坐板凳、独对青灯，坚持“一个人”长期、系列性的学术研究，做一个始终表里如一的求知者，一个中医药宝库的守护人。这既有赖于苦读岐黄的经历，也得益于在东湾灯下论医、读医、学医的过往。(陆寿康 北京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