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1916~2010），首届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南方学派”的杰出代表。

丰厚扎实的理论学养、活人无数的方药实践、博学多识的儒学功底、能诗善文的艺文才情、高德大义的济世仁心，这是国医大师裘沛然留给人们最真实的印象。对待医学，他诊治难症、独出机杼；对待患者，他贵贱贫富、普同一等。这位饮誉海内外的鸿儒大医、杏林巨擘，始终将道德作为立身之本，从治病到“医心”，扬医学之道、文化之道。

医者当以仁为本

裘沛然行医七十余载，深知医者责任重于泰山，他时常强调：仁爱之心、义以为上、精湛之术，是医家应具备的个人修养。

虽已成为中医大家，但裘沛然在面对患者时，仍常怀敬畏之心，唯恐自己医术不精。他常以“自己看不好病……其过在己而不在中医学”自省，多年来手不释卷，对医学知识孜孜以求。凭借深厚的医学造诣，他独创“大方复治法”“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内外贯通法”“医患相得法”等多种独特疗法，征服了许多顽症痼疾，让诸多被判回天乏术的病例药到病除，七十余年活人无数。

作为医生，裘沛然常年坚守在临床第一线，面对各色病患，常感叹患者之苦，总是尽己所能回应患者的求治诉求，即使偶染小恙，也从不懈怠。有时，他因彻夜工作而两眼红肿、难以睁目，或是高热发烧，但只要有患者的恳切期待，都会执意来到医院门诊室，为患者解除痛苦，全然忘我。每次门诊，面对患者恳求的目光，他总是一再点头，不加拒绝，甚至当门诊已超过午饭时间两个多小时，仍在认真细致地为患者诊治。有些患者甚至找到裘老家里祈求应诊，他总是有求必应，却坚决推辞礼金。他常告诫学生：“病家求生治病，是对医家的无比信任，医家绝不可存谋利敛财之心。”＇

2008年，裘沛然出诊的医院接到上海市卫生局下达的通知，将其诊费从200元调为500元。裘沛然初闻消息，一脸的惊愕，随后大怒罢诊，要求医院必须退回患者300元，方才欣然应诊。裘沛然解释道“我认为200元的挂号费已经很高了，一个患者一个月看两次门诊就是400元，配中药还有一部分要自费的，每个月的负担比较重。”他常感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穷人多，即使有些家资，往往又因病致贫，能帮助的还是尽量帮助。”

2008年，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年届九五的裘老不顾年高，以上海市政协常委的身份，在市政协俱乐部迅速组织起沪上名医募捐赈灾义诊活动。上海中医界颜德馨、沈自尹、施杞等29名全国和上海名中医积极响应，诊治费用全部捐献给地震灾区；名中医们还纷纷捐款，共募集善款48万余元，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

裘老曾言：“人心者，仁也。医学是一种仁术，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尊重生命的价值和患者的尊严，具有敬业精神，对病家高度负责，大医精诚，拯救患者生命。”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裘沛然特别注重在教书中育人。他认为培养选拔人才的原则固然是德才兼备，而德是首位的，德比才更重要。他说，为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对师长要尊敬，对同道要谦逊、真诚、宽容，对后学要谆谆诱导、热情教诲，对病者要一视同仁。

他曾言：“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他主张修习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修养，进德以促修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过去带教实习期间，他总是不论早晚、不避风雨，上门救治危重患者，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年逾九旬时，仍在讲台上传授医学知识，在医院内亲自诊疗，在深夜挑灯修改学生论文。2003年“非典”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为“疑似非典”的高热患者诊治。即使有时身体不适、病卧在床，仍坚持为患者把脉处方，令病家感动不已。

裘老待人谦和，面对患者不以医者自傲，面对弟子从不以长者自居。他认为，在医患之间，病家为本，居于主要地位，医家的救治为标，居于辅助从属地位。故而，裘老诊病向来无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语调和缓、和蔼可亲，从无声色俱厉。他时常强调，医患相得，需要医家对病家以诚相待、一视同仁、不为名利左右，如此病家才能对医家有绝对的信任和必胜的信念。在日常访客辞行时，无论老幼，他必亲送至门外，对无名小辈、执弟子礼者亦无分别。他多次强调“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三人行必有吾师”，认为老师也应该汲取学生们的医疗经验，共同进步。曾有一位学生用土鳖虫治疗肝硬化腹水效果显著，一次交流时谈及一些应用经验，后来便发现裘老开始有意识地采用这味药物。

裘沛然善诗文、尚儒学，晚年时，在先哲时贤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与对社会人情的思索，动手撰写《人学散墨》，为孔孟儒学“拨乱反正”，阐发其“人学”思想的内涵。他曾自题诗：“世犹多病愧称医。”身为医生，有责任救治民众的身病，也有责任矫治民众的心病和社会的道德风气病，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中“儒医”的标准。（高继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