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市王氏宗谱、族谱原本。 作者供图
王叔和是魏晋时期承前启后的医学巨擘，官拜太医令。他著《脉经》、编《伤寒》，对中华医学史作出巨大贡献。
对于这样一位伟大医学先贤的出生地，现在学术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山西高平说”，这是从唐代医史家甘伯宗《名医传》和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中记载并传承至今；一种是“山东高平说”，是从20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余嘉锡先生编著的《四库提要辩证》以后出现的，更准确来讲是从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太炎于1917年出版的《菿汉微言》后出现的。
山西省晋城市王叔和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把对王叔和里籍考证作为工作重点，多次外出考察考证，认真查阅并梳理了相关地方的历代方志，古文献，宗族谱牒与乡土遗迹，彻底厘清百年学术疑案，证实王叔和出生于东汉上党郡泫氏县王寺村（今山西省高平市北城街街道王寺村），晚年寓居湖北麻城，终老归葬于麻城市白果镇胡家楼子村药王冲老爷山。
王叔和籍贯为山西高平的四重证据
承唐代医史资料的历代山西官修史志
现存最早记录王叔和生平的明万历《山西通志》，在“方技”篇目明确记载：“王叔和，高平人，为太医令。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养生之道，撰《脉经》十卷、《脉诀》四卷、《脉赋》一卷，仲景作《伤寒论》错简，迨叔和撰次成序，得成全书，其事出于唐甘伯宗《名医传》。”这段文字直接承袭唐代医史家甘伯宗《名医传》原文，是官修正史层面最早的确证。此后清代山西各级官方志书延续此记载，内容一脉相承。
清康熙《山西通志》全文沿用明通志记述，无改动；清雍正《泽州府志》补充细节：“考占籍邑之王寺村，今药碾犹存”；清顺治《高平县志》细化乡土线索：“叔和住籍，邑之王寺村。今土窑、药碾俱存。”直接锁定故里村落并记述遗迹犹存。
古代修志为官方严谨要务，省、府、县衙三级志书跨明清数百年持续统一记载，形成稳定、权威、可信的文献体系，绝非后世附会杜撰。
高平王寺村留存遗迹文物及家族记忆
山西省高平市北城街街道王寺村作为王叔和故土，至今留存大量与他行医、制药相关的古代遗迹。20世纪80年代山西人民出版社《上党史话》一书，收录有王怀中、魏填平二位学者实地走访考证文章，清晰记录相关物证：村中留存王叔和当年制药所用石碾、石臼，石臼刻有“泰始三年（公元267年）”题记，泰始为西晋开国年号，对应王叔和中、晚年返乡活动时段；村内尚留有他居住过的窑洞、熬制膏药的土窑和修学所用的石窟等旧址。村中王氏后裔王天福老人，家中世代保存祖传药臼，石臼侧壁隐约留存“王”“熙”字样（王叔和名王熙），现已无偿捐赠给晋城市王叔和文化研究会收藏。当地代代流传“四家户”家族传说：王叔和一代兄弟四人，其一王叔和行医外出，注籍麻城；另一人外出经商归属不明；其他两兄弟留乡置业，血脉繁衍至今。官方史志、实物存留、口述传说三者相互印证，构成系统性的乡土实物证据链。
湖北麻城王氏族谱锁定祖籍
王叔和晚年长期行医于荆襄，最终寓居湖北麻城白果镇胡家楼子药王冲，去世后安葬老爷山。当地王氏宗族世代留存完整族谱，成为异地关键佐证。
现存族谱始修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族谱内容上溯时间最迟至元大德年间，光绪四年、民国年间曾有续编。谱序明确记述：“叔和公当五胡之乱由泽州避地来楚，注籍麻城”。卷一明确指向：“叔和公，西晋人也，世居山西泽州府高平县，葬于老爷山。”
国人对先祖籍贯源流极为慎重，远远超过单纯的历史兴趣，甚至上升为一种近乎信仰的伦理道德和身份认同的终极所托。伪造祖源，在明清时期属于严重违制行为。2013年，麻城王氏后人专程赴高平王寺村寻根拜谒，精准寻访王叔和曾炼制膏药的遗址“燕窝掌”和修学石窟等专属古迹，就是有力的追溯印记。若王叔和祖籍是山东或其他地方，麻城王氏后人为何要精确到一个千里之外的山西祖籍，这在家族记忆传承的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魏晋至唐代早期文献记载
唐代甘伯宗《名医传》：“晋王叔和，高平人，为太医令”。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甘伯宗既为唐代人，古代史家又通行“从今称述古地”的重要原则，其记述的高平地名应属于唐代的行政区划，此时的山西上党郡泫氏县早已在公元529年更名为高平，先后历经北魏到东魏、北齐、北周再到隋几个朝代，跨时近百年，而山东高平早已不复存在。甘伯宗以唐代地名记载完全符合史学惯例。该书被北宋官方校正医书局完整收录，林亿校订《伤寒论》时直接引用原文，证明当时官方藏书体系内全书保存完好。直到1127年南宋以后只剩残卷散篇。早期官方医疗体系均采信此说。
北宋《太平御览》中引用东魏高湛《养生论》：“王叔和，高平人，博好经方。”那么高湛是何许人也？据考证：高湛，字子澄，渤海蓨人，著有《养生论》、诗作《过戚姬苑》传世。熙平（516~518年）起运，起家为司空参军事；天平（534~537年）之始，假龙骧将军，行襄城郡事；元象元年于家中去世，皇上动哀。由此可看出，高湛去世前在东魏朝中地位显赫，是肱骨之臣，对朝中事务知之甚深。而在其去世前九年，即公元529年，山西上党郡泫氏县已更名为高平县，此时东魏王朝境内已有两个“高平”地名并存，而身为朝中重臣的高湛对这一行政区划的变更应非常了解。且当时的东魏国都邺城（今河北邯郸）距山西高平仅235公里，远比390公里外的山阳高平近得多，因此高湛对山西高平更为熟悉也符合常理。
“王叔和山东高平说”的勘正
清代中期以后，王叔和里籍归属出现了争议。引起争议的焦点集中在“高平”地名的时代认同上，究其根本是因古籍误读催生的学术谬论，源头分为地方文人私著和学界权威人士著作两个层面，经考据错误十分明显。现从以下两方面勘正：
地方层面：清代司昌龄《泫志拾遗》片面质疑
据高平史料记载：生于公元1726年的司昌龄，是清代雍乾年间山西高平石末乡的一个贡生。二十年间足不入市，一生未仕，闭门读书。晚年以个人读书心得，完成著述《泫志拾遗·辨乡贤》。他所论述：“吾邑在战国为长平，在汉魏晋时期为泫氏，至以高平名县则始于元魏之季。”凭此单一论据，否定王叔和为本县乡贤，其局限十分明显：其一，违背史家“以当代地名追记古人”的通用笔法，主观割裂地名沿革与文献语境，忽略甘伯宗唐人记事的书写规则；其二，司老先生常年足不出乡，未曾见过王寺村内窑洞、药臼、石碾等大量遗迹；其三，受信息闭塞之困，无缘得见麻城王氏族谱及药王孙思邈《千金方》中关于王叔和的论述。其错误质疑被当时的高平官府所摒弃，零散文稿罕有传世，却因其“本地人质疑本地事”的特殊身份，给后世“山东说”提供了最早的地方性“口实”。
学界层面：章太炎《菿汉微言》、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文本的误考和误用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太炎误读《千金方》卷二十六·食治篇中孙思邈有关王叔和的论述，产生的错误论断被余嘉锡错误沿袭，加深了对考证王叔和里籍的误导，使“王叔和山东说”形成全国性影响，是造成王叔和里籍百年争议的核心根源。
首先是章太炎《菿汉微言》对《千金方》的误读。通读《四库提要辨证》，在其书上卷544页，余嘉锡写道：“亡友吴承仕（字检斋，歙县人，与余同岁）《菿汉微言》述其师章炳麟（即章太炎）之说云……”详读《菿汉微言》后证实，此书非吴承仕所著，实属章太炎著述。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思想家。他在被袁世凯软禁期间，向弟子吴承仕随口论学，辨析佛学、医籍等，由吴承仕逐条笔录，成书为《菿汉微言》，非余先生所记“吴承仕《菿汉微言》”，书中将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卷二十六·食治篇中所引述“高平王熙（即王叔和）……”这段文字，误读为魏晋名医卫汛的言论，余嘉锡在著述《四库提要辨证》一书时，未对《千金方》中上述内容作详细考证，就全文抄录章太炎先生《菿汉微言》中的相关论述。章太炎的误考和余嘉锡对此论的沿袭，在特定时期形成合力，是当代王叔和里籍“山东说”的立论依据。
从1917年《菿汉微言》问世，到1958年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出版发行，在我国医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叔和里籍“山东说”自此兴起，误导了后世读者，造成了百年疑案。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用章太炎误读结论产生错误推论。
通过考辨《四库提要辨证》全书，该书卷十二·子部三第545页中段“千金方二十六·食治篇录河东卫汛记：高平王熙称食不欲杂……疑其亲见仲景也。”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千金方》卷二十六·食治篇中，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笔下的王叔和里籍，是唐代行政区划时的山西高平，其原结构文意为：
第一段为仲景曰：……
第二段为河东卫汛曰：扁鹊云：“……极养生之术也”
从“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高平王熙称食不欲杂……”则为作者孙思邈言论。
显而易见《千金方》卷二十六·食治篇中“高平王熙”的记述者是唐代孙思邈而非卫汛。余嘉锡在引用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方》中卫汛的文章时忽略了其原文体例，他没有对孙思邈《千金方》卷二十六·食治篇的唐代语境做认真考辨，而是全盘引用章太炎的误考文本，将孙思邈引用王叔和的论述，划归给与王叔和同时代的卫汛，从而跨越时代将唐代高平拉回魏晋时期，这种“割裂历史语境”的做法，虽非其本意，却客观上为1958年后王叔和“山东说”的甚嚣尘上提供了唯一且脆弱的学术支点，造成了近百年来的误导。
余嘉锡在沿袭章太炎《菿汉微言》对孙思邈《千金方》中有关王叔和里籍记载误读的基础上，错误地将唐代“高平”语境拉回魏晋时期，接着在《四库提要辨证》的546页写到：“汉晋之间，高平王氏见于史传者具是矣，叔和既籍高平，又与仲宣为同时人”。其用错误的依据推断出：“疑是其群从子弟”。最终得出结论：王叔和“疑是”山阳郡（山东）高平人士。他错误引用“史料”，推导出一个错误结论。
“王叔和山东说”文献缺失，孤证不立
前文中讲到，东魏时期曾同时出现两个“高平”地名，而东魏重臣高湛在其《养生论》中有明确记载：王叔和为高平人。在考古学、考据学研究中都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孤证不立”。所以“山东说”学派仅凭“王叔和生平时期只有山阳高平”这一孤证，在考据学方面是论据不足，论点难立的。这从山东各级官方史志中缺乏对王叔和的历史记载便可知悉。直到1995年和1997年才分别出版了《邹城市志》和《微山县志》，将有关王叔和的内容简略收入，这是山东官方史志对王叔和的首次记载，且上述两本县（市）志中对王叔和出生地均没有具体的村落指向。邹城是孟子故里，文风鼎盛，笔触细腻，对王叔和这样一个历史名人缺乏记述是说不过去的。
反观山西高平，历代山西各级官方史志对王叔和里籍的记载明确且连贯，从明万历、清康熙《山西通志》到清雍正《泽州府志》再到清顺治《高平县志》，都明确记载：王叔和为高平人，住籍王寺村。至今王寺村仍有石窟、石碾、石臼、窑洞等遗迹、遗址存留，更有来自麻城《王氏族谱》有力佐证。
学界对王叔和里籍的争议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四库提要辨证》出版后开始的。这里还需补充一点：1973年，山东邹城文物部门在郭里镇独山村发掘东汉将军刘宝墓时出土其墓志、墓志铭记载：刘宝将军为高平人，即东汉时高平侯国，在今郭里、太平镇及微山县两城镇一带。这样，前有余嘉锡“疑是”说点火，后有刘宝将军墓志铭“高平”添薪。1986年8月，济宁市中医学会、兖州矿务局中医分会、邹城中医学会等组织在邹县召开了一个范围较大的“王叔和里籍讨论暨中医学术报告会”，全国一批医史专家出席研讨。会上就王叔和里籍问题争论激烈，分为“山东说”与“山西说”两大派系，且“山东说”占据明显优势，其主要依据就是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的论断，但余先生在提到王叔和里籍时都加了“疑”字，正是这个“疑”被后世人当作了“证”。从80年代后我国多数医史书中对王叔和里籍的记述都指向山东邹城微山一带。可见，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的误用是整个“王叔和山东说”的基石，如今这块基石已经动摇，那么“王叔和山东说”这个论点不攻自破。
追根溯源，这场持续百年的争议，本质上是章太炎在研读孙思邈《千金方》里有关王叔和内容时，出现史料误读、误判，这一关键的纰漏被余嘉锡误用，并以此为根基展开的一系列错误推论。他们的错误推断与沿袭，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合力，误导了后世学者。
王叔和先生是华夏中医史上一座医学传承的桥梁，是中医浩瀚星河中一颗璀璨的明星，照耀着中医学发展的道路。今后晋城市王叔和文化研究会将继续致力于发掘与弘扬王叔和文化，让王叔和潜心医术、淡泊名利的中医精神发扬光大，走向世界。(张年顺 李随胜 山西省晋城市王叔和文化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