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年前这场远征，我们不仅要关注军事上的突围与政治上的转折，也应该看到，红军将士跨越大江大河、攀越高山险峰、穿越茫茫草地，在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同时，还须直面医药补给中断的困局。危急关头，中医药以其贴近民间、取材便捷、简便验廉的特质，成为维系红军战斗力的重要力量。

长征不仅是一部军事史和政治动员史，同时也是党领导中医药力量守护将士生命防线的历史，是中医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焕发生机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极端环境下对中医药资源进行组织、动员与整合的实践，为我们理解党领导中医药工作的基本逻辑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正需要从长征时期党领导中医药工作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在绝境中将分散资源组织起来、将民间智慧转化为战斗力的领导方法与组织原则，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工作的早期探索

中医药能够在长征中发挥作用，并非偶然。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和保护中医药的发展，所确立的一系列医疗卫生工作原则、政策、机制为长征中党领导中医药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三湾改编”成立卫生队，到第一家红军医院茅坪医院的设立；从“不准丢下一个伤病兵”的工作原则到“用中西两法治疗”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把医疗卫生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工作来抓。

从井冈山时期到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完善医疗机构，党政军机关和领导人重视中医药的运用，鼓励中西医并用。长征前红军医院中设有中医部，还有中药房。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毛泽东不仅重视中医，还将中医治疗落实到红军医疗卫生实践中。

1928年冬红军第一个设施较为完善的医院红光医院也设有中医部。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自己住在红光医院中医部“每天吃中药，休养了两个多月”。1929年6月，红四军创办蛟洋红军医院，任党代表的王俊恒出身中医，药品也以中药材为主。1932年，56岁的杨振德和女儿邓颖超一起来到中央苏区，在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开设中医诊疗室，用中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疗。长征前，党在制度层面赋予中医药与西医药同等的地位。红军在医药资源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将中西医并置于同一制度体系内，是一种具有远见的制度选择。

长征前重视医疗卫生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卫生工作的鲜明特征。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专门用了一章篇幅来论述优待伤兵问题，条款设计十分注重细节，如禁止任何人对他们（伤病兵）怒骂或讥笑等，提出优待伤病兵和医疗卫生工作的群众路线思想，并把医疗卫生工作提升到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战略高度。“不准丢下一个伤病兵”“优待伤病兵”“一切为了伤病员”成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遵循。这些政策为长征中红军的医疗保障奠定了基础。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医疗专业人才吸纳和培养，为长征中中医药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人才基础。1930年，闽西苏维埃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尽量搜罗，并招请各地专门医治枪伤的中医生”。福建上杭才溪民间骨伤科医师王坤发、王赠接父子为红军服务，还将药铺所有设备捐赠给红军医疗所。红军中，不仅有中医，也有何复生、饶正锡等在何长工动员下携带药品器械加入红军的西医，将全部家产搬到瑞金的傅连暲也是西医背景。长征前，中西结合的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为长征中红军队伍克服医疗困境留下了宝贵人才资源。

长征前的中药供应工作经验也为长征中党领导中医药工作起到关键作用。药品补给的严重短缺，客观上促使苏区药品生产转向自行研制与就地取材。当时苏区的几个重要的药厂，如中国工农红军卫生材料厂、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制药厂等为根据地军民的药品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材料厂出品的麻黄丸之解热、复方柴胡丸之治疟疾、王岑丸之解热利尿等数十种药，皆属屡经试验，效力丝毫不差。红军医院还鼓励贡献民间验方，并备案以便推广使用。这套药材供应和用药经验的积累，成为日后红军突破长征极端环境挑战的重要抓手。

回望长征之前的这段历程，党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既出于根据地被封锁、西药来源有限的现实压力，更源于一种自觉的制度探索。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一整套组织体系与工作传统得以沉淀。当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远征之路时，随军而行的除了一批医务人员和有限的药品，还有多年来积累的制度架构与人才队伍。这套家底，使得红军在药品来源断绝之后，能够迅速将目光转向山野田间，转向民间验方。苏区时期埋下的种子，在长征途中生根发芽，正是这些制度储备，让中医药在红军最艰难的岁月里发挥效力。

长征途中党领导中医药工作的组织实践

长征途中，药品来源断绝，自然环境严酷，党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只能在行军与战斗中边实践、边调整、边推广，逐步确立了就地取材、因时因地制宜的用药原则，将中西医结合作为主要抓手，中医药救治始终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一张军民融合的救治网络。

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看护员的谢珍全回忆长征中药品紧缺的状况，语气中仍带着当年的无奈：“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尤其是伤病员处于无药物医治的危险境地。”事实上，长征出发时，红军总卫生部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等。然而，经过长途行军，加之敌人围追堵截，药品消耗很大，从根据地带来的药品难以维持部队长期的医疗需要。药品断绝的困境促使红军发挥苏区时期运用中医药的经验，确定了就地取材的用药原则。

红军各级分院都建立专门的挖药队，每天背着背篓到山野里挖掘、采集中药，并负责挑选、洗净、晒干、炮制。红四方面军成立了制药厂，厂内分设挖药组、制药组、纺织组。身强力壮的男同志负责挖药，女同志和年岁小的同志负责制药。医务人员还将牛羊骨烧炼成骨炭，再研磨成炭末，配在药中可以止泻。红四方面军的制药厂后来出品了青果丸、大黄末、黄连丸等多种药品，保障了部队的急需。就地取材，从采药到制药，从个体行为到组织行为，均被纳入红军卫生工作的组织体系之中。

过雪山时，没有氧气瓶，医生看护把辣子、生姜放在一起熬炼，煮得浓浓的，用瓶子装上，由医生分头带着，以便急救。山顶缺氧时喝辣子生姜水急救，下大雪气温骤降时又用来御寒。红三军团医院的饶正锡从苏区带了一本中草药手册踏上长征路，西药来源断绝时，这本手册充当了大家的“老师”，他们不但从中学会了识别中草药的方法，还学会了一些治疗伤病的验方。一本手册，使知识储备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医疗能力，替代了药品供应体系的部分功能。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办了卫生学校和短期卫生人员训练班，自己培养医疗卫生人员，解决各部队医务人员的不足问题。卫生学校和卫生人员训练班，不仅要学西医，同时也要学习中医。杨成元是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被诚聘到总医院并受到重用的一名老中医。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党依然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教学方向和人才配置，并把对中医药人才的重视落实到具体的资源分配之中。

长征中的中医药救治，不仅是红军医务人员的内部工作，更离不开军民协同，这恰恰反映了中医药本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特质。长征途中，红军医院除了接收红军伤病员，还给沿途的群众看病。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当地痢疾流行，很多群众死于痢疾病魔之下。红军医院在繁忙接治病员的同时，积极投入到消灭病害、抢救群众的工作中。医务人员想办法，献良方，配制了治疗痢疾的土药在群众中推广。红军到达川北时，当地老百姓上山采药或献出治病药方，帮助红军医务工作者克服药物不足的难题。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路过甘孜，格达活佛收留了百余名红军伤病员，并用藏医藏药为伤病员治疗。红军与沿途群众之间建立起的信任关系，正是党在长征途中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中医药之所以能在长征中发挥重要作用，原因在于中医药具有作为“人民的医学”的内在特质。这种军民互动，构成了长征中中医药救治网络的基本逻辑。

从长征经验到新时代启示

长征时期党领导中医药工作的历史，不仅是一段值得铭记的红色记忆，更是一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制度遗产，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示。

第一，坚持党对中医药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长征的历史表明，中医药之所以能在极端条件下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将其组织化、系统化。从井冈山时期的“中西两法治疗”，到苏区的中医药人才培养和药材库建设，再到长征中的就地取材、群众路线与思想政治工作，党的领导贯穿于决策机制的建立、人才队伍的培养、药品保障体系的构建之中。这一原则在后来的中医药工作中不断延续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党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方式已转变为制度治理。《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和规划实施全过程”。从长征战时条件下的集中统一领导，到新时代以政策体系、协调机制和评价体系为依托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的是党对中医药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原则。

第二，坚持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保持生命力的关键路径。长征中，“西药治疗伤员，中药治疗病员”的一般分工，以及对医务人员中西医知识并重的培养方式，体现了党对两种医学体系各自优势的务实判断。傅连暲之所以能成为“红色华佗”，不是因为他放弃了西医，而是因为他把西医与中草药灵活结合起来。这种以患者为中心、以效果为标准的务实态度，是长征时期中西医结合实践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这一务实取向，在此后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团结中西医”被确立为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临床协作和科学研究逐步走向制度化。

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从长征时期在临床中打通中西医壁垒，到新时代在教育体系、临床制度、评价机制上创造结合条件，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在不断深化，与以患者为中心、以效果为标准的务实精神一脉相承。

第三，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医药扎根发展的深厚土壤。长征中的中医药救治，药材来自沿途采集，方剂来自民间验方，救治对象既包括红军战士，也包括沿途群众。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真正服务于最广大人群的健康需求。这一扎根基层、面向群众的传统，在和平建设年代以新的形式得以承继。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基层卫生保健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中草药使用、基层卫生人员的中医药培训，都可以看到长征经验在和平建设年代的延续。

当前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中强调的“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其逻辑与长征经验一脉相承。长征经验告诉我们，中医药的优势，只有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脱离群众需求的中医药发展，无论投入多少资源，都会失去最根本的生命力。

第四，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方法论。长征途中面对的是极端环境下的药品短缺。党根据实际条件调动一切可用的医疗资源，西药短缺迅速转向中草药，就地采挖、就地炮制、就地使用。这种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的方法论，是长征时期中医药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这一方法论在此后历次疫病防治和公共卫生实践中反复得到验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历次疫病防治中发挥作用；2003年抗击非典中，中医药参与治疗取得成效；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全面介入、深度参与，筛选出“三药三方”等有效方药，恰是这一方法论在当代的延续。因此，建立中医药应急知识库，制定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与标准操作流程，使中医药能够在第一时间以制度化方式进入应急救治体系，仍是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建设任务。

走好新时代中医药的“长征路”

回望长征路，党领导中医药工作的历史，不是某一张具体的方剂，也不仅是“用了哪些草药”的经验记录。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一种领导方法、一种组织原则、一种价值取向。在极端条件下，将分散在民间的医药资源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集中起来，使中医药的生命力在服务于最广大人群健康需求的过程中焕发出来，是长征中党领导中医药工作的鲜明特色。

建设健康中国所要求的“均衡普惠”，与长征时期中医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逻辑一脉相承；建设健康中国所要求的“优质高效”，则对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新时代的中医药如何在健康中国的框架下找准定位、发挥作用？长征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参照。在服务体系上，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使中医药在基层卫生服务中真正落地，成为均衡普惠的健康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能力建设上，以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机制代替个体经验的自然传承，使中医药的疾病防控能力和医药创新能力获得可持续的支撑。在发展方向上，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作为衡量中医药工作成效的根本尺度。走好新时代中医药的“长征路”，说到底，就是让这条主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延伸，使中医药在服务最广大人群健康需求的实践中，持续焕发生命力。（吕薇 程旺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