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经典界定和引证规范的思考

“经典”这个词带有比较庄重的价值判断，某部医籍一旦被称为经典，往往意味着它不仅较为完整的保存了古代知识，而且仍能为今天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奠定基础。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说“所谓‘经典’，是超越时代变迁与趣味沉浮的东西”（《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经典在不同时代中仍具有现实意义，能够与每一个新的现象产生联系。《文心雕龙》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因其形成了在历史长河中恒定不变、影响深远的“道”。

在中医学中，笔者将这种“道”称之为“《黄帝内经》核心观念”，以凝练中医学最为核心的思维与方法论，即在象、阴阳、五行、精气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医学研究的对象，从功能、运动变化、整体的角度认识和说明现象，并将和谐、平衡的思想贯穿其中。而中医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可称之为经典的，往往是“《黄帝内经》核心观念”这一主干下，最为“粗壮”的分支，能够参与形成中医对于疾病最为顶层的认识和决策构建。本文现就“中医经典”的界定加以探讨，以飨同道。

众说纷纭：从“四大经典”到“十三经”

中医界提到“经典”，比较常见的说法，一是文化史意义上的泛称，凡在中医学术发展中影响深远的古代医籍，皆可称经典；二是书目学和出版学意义上的选本，经编者择取而形成了“四大”“八大”“十大”等组合。检视历代目录、医家序跋和近现代教学材料可以发现，“四大经典”并非自先秦以来即有的称谓。古人故有尊经、宗经的传统，也常以若干名家或名著并举，但把四部医籍整体命名为“四大经典”，则是现代说法。1955年卫生部制定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届“西学中”班教学计划中，“四大经典”初次作为正式教学用语，涵盖《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若溯其源，《四圣心源》开篇所谓“医有黄帝、岐伯、越人、仲景四圣之书”，值得关注；其以“四圣”串联《黄帝内经》《难经》与仲景医学，体现了古代医家用有限数目概括学术源流的习惯。而“四大+名物”亦是汉语中常见的列举格式，具有醒目、便于记忆和适合传播的特点，如以“四大名著”概括古代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著作。

近现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四大经典”至少有三种组合。第一种是前述1955年教学计划所列，其兼顾基础理论、本草知识与辨证论治范式，符合当时集中培养西学中人才的需要。二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可称之为“历史文化型”或“早期奠基型”。其着眼于成书时代早、学术奠基意义大，今天仍较为广泛地见于医学史介绍、文化传播之中。此处《伤寒论》《金匮要略》被合为《伤寒杂病论》，《难经》则以解释和发展《黄帝内经》进入经目。第三种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经典，已形成较稳定的教育与评价结构，用于培养学习者中医核心思维和扎实的理论根基。中医经典等级考试、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明确以此为考试范围，高等教育也持续以这四门课程为经典教育主干。

在“四大”之外，近现代还有“五大”“八大”“九大”“十大”“十二大”“十三经”及“四小经典”等说法（表1）。还有的“九经”把五部大经与《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四种启蒙读物合并计算；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林慧光所编“九大经典”则是把《素问》《灵枢》分别计数，并纳入三种温病文献。笔者认为，它们呈现出一个特点，即数字越大，经目越容易跨越医经、本草、针灸、脉学、方书、专科和启蒙读物等不同门类。这些称谓主要反映编者希望保存哪些重要文本、为读者提供怎样的阅读入口，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医经典应扩展为相同数量。

表1 关于中医经典的不同说法

经典界定：成其常，聚其变

近年来，教育部相关部署强调，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引导中医药教育重视经典、重视原创思维，这也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哪些医籍足以称之为经典？笔者以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可概括为“成其常，聚其变”。所谓“常”，是中医学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恒定不变，足以为岐黄津梁、统摄生命认识与临床思维的根本所在，即“《黄帝内经》核心观念”。所谓“变”，则是历代医家循此主干，因时、因地、因人、因病而推衍，面对自然之象、社会之象、人体之象的变化，发展出具有深远影响的理、法、方、药。衡量一部医籍能否称为经典，不宜仅以成书之早晚、流传之广狭为断，应考察其是否能够开辟后学之法门。前文所述的几种中医经典界定，固各有所据，但部分说法所包含的一些医籍，可供后世反复研读、奉为圭臬的价值尚显不足；若论其在认识疾病、确立辨治原则方面的奠基之功，亦未尽能与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等量齐观。

与“中医经典学”所纳入的一样，笔者认为，中医经典应当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经典。《黄帝内经》以“或起于阴，或起于阳”概括了疾病发生的基本方向。《灵枢·百病始生》言：“三部之气各不同，或起于阴，或起于阳……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素问·调经论》亦言：“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此处“病起于阳”，主要指外来之邪和邪气由表入里、由浅及深的过程；“病起于阴”则着重揭示情志、饮食、起居等内因，及其损伤脏腑、气血、阴阳的致病过程。后世病名虽繁，证候虽变，大抵仍可由此两端推其所来、察其所变。

在这一思想之下，《伤寒论》首次立足“病起于阳”层面，厘清了外邪自体表腠理而入，于阴阳不同层次的传变，并构建了系统化的三阴三阳六经辨证体系，整理出验之有效的方药。《金匮要略》则以五行学说为统领，首次立足“病起于阴”层面，将论治视野推及脏腑经络、饮食情志、劳倦房室等诸多杂病，形成较为完备的内伤杂病辨治体系。迨至明清，温病学医家紧抓精气学说，在外感热病、疫病诊疗经验的推动下，提出“邪从口鼻而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等认识，构建了卫气营血、三焦等辨治体系，补全了《伤寒论》在“病起于阳”层面认识的不足。三者在“《黄帝内经》核心观念”统领下，可以说较为全面地建立起了针对“或起于阴，或起于阳”的辨治范式，为后世医家确立了临证决策的基本参照，即“成其常”。

然《黄帝内经》并非一时一人之作，书中论述之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而后世注家对于《黄帝内经》《伤寒论》的阐发亦呈现出“百家争鸣”。笔者此前提出《黄帝内经》存在“观点集成”现象，正是要在承认其观点多样性的基础上，探寻诸说得以并存、会通的共同根基。这一点对于评估经典的界定亦十分重要。后世医家是否能围绕该医籍，对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作出解释，并形成可以传授、复验的辨治法门，正是衡量其可否称之为经典，能否“聚其变”的要紧处。“聚”不是以篇幅多寡衡量学术价值，而是能够为分散的经验、学术思想提供共同对话的参照系，能够凝聚各家之说、各家之学推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

因此《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与温病学经典之所以为中医经典，在于其完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以及从医理到核心临床辨治范式的关键转换。后世医家围绕这些文本，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注释、争鸣、学派与临床实践，使其不但能够解释既有经验，而且具有持续生成新理论、新方法的能力。

专科经典：明确其余代表性医籍价值

笔者认为，其余具有较大价值的古籍，虽不能全以“中医经典”囊括，但可称之为“中医专科经典”，如《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等之于针灸，《外科正宗》等之于外科，《傅青主女科》之于妇科，《小儿药证直诀》之于儿科，都具有鲜明的专科经典意义。专科经典往往包含特定对象、技术规范和经验系统，其价值需要在相应学科的知识背景中才能充分显现。在现代中医药临床分科的环境下，赋予其针灸经典、外科经典、妇科经典或儿科经典的称谓，往往更能充分发挥其价值。

又如《神农本草经》是早期本草学的奠基著作，《本草纲目》集明以前本草知识之大成，它们在中医药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药物的名称、性味、功效、产地、炮制、配伍和应用，其知识组织方式与中医一般理论及临床辨治主干并不相同。若因为“重要”便将其并入中医经典，那么方剂古籍、炮制古籍等也会依同一逻辑不断被纳入，中医经典将失去边界。将此类著作称为“中药经典”或“本草经典”，既能明确其知识属性，也能使其在中药学自身的学术脉络中得到更加准确的认识和评价。

中医经典重在确立共同的认识基础和临证原则，各家著作则往往针对特定时代、地域、人群和疾病所呈现的新问题，对中医经典作出有所侧重的阐发。刘完素从火热立论，李杲着眼于脾胃内伤，张从正强调攻邪，朱震亨发挥相火与阴不足，张介宾等医家又从阴阳、命门和温补等方面拓展辨治路径。这些认识未必都足以重新塑造中医学的核心理论基础，却能在特定层面深化对疾病的认识、补充辨治方法，并由此激发后世医家的思考与实践。这亦是“中医各家学说”确立的学科意义，其有助于揭示历代医家如何以中医经典确立的核心观念和辨治范式为依据，面对新的现象，重新调整理论的解释重点，发展出相应的学术思想。所谓“成其常，聚其变”，经典不必求多，贵在能够立其本。明确中医经典、专科经典、中药经典与中医各家学说的界定，既可维护中医学“经典”概念应有的庄重性与边界，也能为浩繁医籍和历代医家保留充分的学术空间。

针对时弊：中医古籍引证如何规范化

在谈及中医经典的最后，笔者还想针对一点进行讨论，即现代对中医药的一项常见批评是，论者可以从浩繁古籍中随意找一句话，为当下任何主张背书。这种随意以“古人云”为论证依据的现象，是致使中医药临床疗效欠佳、中医药欠规范化以及阻碍中医药现代化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加以探讨，如何规范中医古籍的引证，如何在引证层面明晰中医经典与其余古籍的不同价值。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初步考虑到，古籍被引证应有设一些“门槛”。例如“门槛一”是文本可靠：引证前当明晰，所引文字出自哪部书、哪一卷或哪一篇，使用的是何种版本，文字是否经过校改。

“门槛二”是解释可靠：古籍的正文、注文、疏解、按语和现代译文必须分清；词义须充分结合同时代语言和本篇语境；引用的条文前后若有条件、转折、适用对象或相反观点，不得删去后改变原意。

“门槛三”是证据相称：古籍可以证明某种观念在何时出现、某位医家如何认识疾病等，也可以作为传统经验线索提出研究假设，但它不能单独证明某疗法对现代定义的疾病有效，不能证明药物在任何剂量、人群中均有效且安全，更不能替代对因果关系的现代研究。历史命题要用历史证据，疗效要用临床证据，安全要用药理证据。

行文至此，所谈中医经典之界定、古籍引证之规范，不过一己刍荛之见。大抵经典之用，要活法与规矩并重。活其用，则不因陈说锢新知，遇象能圆机应变；规其用，则不逞私意乱准绳，立论有根柢可寻，二者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今逢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之世，又值“中医经典学”教材编纂之际，笔者不揣谫陋，多次撰文阐发《黄帝内经》核心观念与中医经典学要义，聊为同道铺路之石。前路修远，待究之理尚繁，需群贤共议、徐徐厘定。岐黄学术本是代代赓续、与时偕行的事业，惟愿我辈守正而不胶柱，通变而不忘本，使中医经典常读常新，于新时代再添生气。（翟双庆 胡东森 北京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