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儿科流派 闪耀中医思维之光

它发轫于清代中叶的江南烟雨之中，其名“臣”字，寓意深长。这不仅是门人名字中的标识，更深藏着“如臣侍君般敬畏生命，如臣事国般恪尽医责”的精神。这就是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光阴仍生生不息的“臣字门”儿科。

百年来，其学术思想传承的脉络宛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清晰可见。从第一代朱良臣开山，到“臣字门”弟子在全国开枝散叶，“臣字门”儿科已由地方性的师承成长为全国性的学术流派，书写了一段传奇。“臣字门”的精神与学术血脉，已深深融入中医儿科的发展史。

当我们追问，一个儿科流派何以传承两百余年？“中医思维”便是它永葆生命力的答案。可以说，“臣字门”儿科的传承，是一部活态的中医思维演进史。

思维之萌芽　早期启蒙自读中医经典始

“臣字门”儿科，以第一代创始人朱良臣的“臣”字为学派命名。太平天国年间，第二代传人朱冠臣有“江南小儿神医”之称，因避乱世，隐居于江苏仪征。第三代传人姜继臣主要在江苏仪征十二圩行医。第四代传人孙谨臣善用外治法治疗内科病，并善治小儿麻疹、天花、水痘等传染性疾病。至第五代，则分为两支：一为孙谨臣的内侄刘弼臣，一为孙谨臣的儿子孙亮臣（原名孙浩）。

刘弼臣曾提到，他从《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学起，半个月下来就能把《药性歌括》背下来，接着再背《汤头歌诀》。刘弼臣曾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掌握不了方剂，大体上只知道几个方子，临床上就有局限性。方子一定要记熟，给弟子讲汤头不能错。像四逆汤、四逆散等常用方子，无论如何是要记住的。这些方剂的内在关系一定要从心里搞懂弄通，才能不出乱子，做到临证眼明心亮，出方子对证祛病。”

“这正是中医思维传承的关键。”“臣字门”儿科第六代嫡系传人、首都国医名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徐荣谦表示，“它并非单一知识的传递，而是通过经典与师承，系统性地塑造一种认知生命与疾病的完整世界观。《药性歌括》等中医传统启蒙经典，对中医思维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以歌赋形式浓缩精华，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诵可记的实践指南，分别从药物、方剂、诊法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医临证思维的基础框架，起到了‘平时烂熟于心，临证随手拈来’的奇效。这种思维的早期启蒙与严格训练，奠定了未来在临床中灵活应变、守正创新的坚实根基。”

2002年，刘弼臣（左）和弟子徐荣谦合影。

思维之创新　从“从肺论治”到“三阳学说”“五神辨证”

数百年来，中医儿科基础理论始终存在着“纯阳学说”和“稚阴稚阳学说”的争论。刘弼臣在中医儿科基础理论上提倡“少阳学说”。此外，他还结合北京地区的特殊地理和气候环境等因素，提出了“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从肺论治”临证辨治思路，成为中医儿科“调肺学派”的创始人。这一学术观点并非单纯调肺，而是重视肺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从治肺入手，达到治疗其他脏腑疾病的目的。

作为刘弼臣的嫡系传人，徐荣谦将刘弼臣“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延展深化，融汇各家之长，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体“正常体态”的“三阳学说”。

徐荣谦认为，人的一生，从婴儿、儿童少年、青壮年到老年，虽然各年龄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都离不开阴阳这个根本。古代儿科医家根据小儿“生机蓬勃，发育旺盛”“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的生理特点，将其称为“芽儿”。“芽儿”一方面体现为小儿“阴阳二气”中阳气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体现为小儿“阴阳二气”皆稚嫩，展现了小儿“阳生阴长”的“少阳体态”体质特点。青壮年阶段是阴阳二气处于最强盛和最稳定的阶段，故曰“阴平阳秘”，称之为“太阳体态”；到了老年，阳气逐渐式微，阴液也随之衰退，又进入了“阴衰阳微”的阴阳平衡不稳定阶段，称之为“夕阳体态”。以上三者合称为“三阳学说”。

徐荣谦强调“全生命周期”理论，以“三阳学说”为“神魂意魄志论”的理论基础加以诠释，并发掘出“五神辨证”理论。他将“五神辨证”与其他传统的辨证论治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五神辨证”与五脏证治相结合为基础，强调“从胆论治”与“从肺论治”相结合、伤寒“六经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相结合的临证思路。这是一种全新的辨证论治理念，不但用于辨治情志类疾病，也可与其他辨证理论结合，用于辨治人体其他疾病，进而指导其他疗法的临床应用。

徐荣谦说：“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正如魄主导肺脏通过呼吸实现吐故纳新，神主导心脏通过起搏实现血液供应，其他脏腑也是如此。”他认为，神、魂、意、魄、志和心、肝、脾、肺、肾之间的关系，就像电流与电线、电灯等之间的关系——电流是动力，电线、电灯等则为载体。“神、魂、意、魄、志是生命活力，心、肝、脾、肺、肾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则是载体。二者密切结合，机体才拥有生命，并得以发挥各种生理功能。”

在临床上，儿童夜惊症、多动症、抽动症、焦虑症、自闭症、癫痫等神经精神类疾病，都可以运用“五神辨证”进行辨治。

2003年，刘弼臣（左一）专注地与患儿及家属互动，以仁心仁术传递着对儿童的关爱。

思维之融合　打破门户之见广学博采

1958年冬天，北京曾暴发过大规模小儿腺病毒肺炎。当时刘弼臣年仅33岁，是全京城坐镇中医中相当年轻的一位。他接手了35例腺病毒肺炎患儿。其中1例危重患儿曾3次呼吸暂停，刘弼臣积极配合抢救，在人工呼吸、输血、吸氧的同时，用大剂量人参煎汤鼻饲，以益气固脱，从而使病情得到控制。后患儿又出现肢体抽搐、双目失明不能视物等症状。他分析辨证，以缓肝理脾汤加减治之，叠进28剂而愈，患儿无任何后遗疾患。35个孩子，全部救回，且无一例产生任何后遗症。

晚年的刘弼臣回忆起那个冬天，总要感慨万千地说：“如果当时辨证犹豫，恐早已变异反掌，莫知他乡了。”

68年后，一位患儿的父亲张先生专程来到山东省邹城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将一面写有“三指搭脉通天地，一剂良方化疾苦”的鲜红锦旗，送到前来坐诊的“臣字门”第七代传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李敦臣手中，以此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

跨越了60多年，不变的是“臣字门”儿科流派的薪火相传。

“‘臣字门’儿科能薪火绵延至今，核心在于清晰的师承谱系与与时俱进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传承模式的革命性创新。”“臣字门”第七代传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儿科主任蔡江一语道破流派长青的密码。

“恩师徐荣谦建立的名医传承工作室，开创性地举办全国性拜师仪式，彻底打破传统中医‘门户之见’的桎梏。”蔡江说，这套创新模式系统培养出数百名第七、八代传人，织就一张覆盖全国的开放传承网络，标志着“臣字门”从地方性师承迈入现代化、学院化、社会化传播的全新发展阶段。

“第四代传人孙谨臣虽为当地名医，却从不故步自封，尤其反对把弟子禁锢在自己的门派之内。他常教导弟子，要不拘一门，要广学博采，这也是我们后辈谨记在心的教诲。”徐荣谦坦言，“臣字门”的传承史，从来不是一部墨守成规的守成史，而是一部鲜活的学术发展史。这漫长的传承之路印证着一个真理：真正的传承，是在守正中医辨证施治之根本的基础上，于理论、临床、传播模式上不断自我革新、推陈出新。唯有如此，古老的中医智慧才能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思维之应用　审因察机认真思辨以“知常达变”

孙谨臣曾告诫学生：“医者意也，治病者法也，主治者意也。择法而不精，徒法也；语意而不明，徒意也。”他要求弟子在“意”字上下功夫，认真思考。他谆谆教导弟子，求“意”的关键在人的思维，即要在精细分析因证的前提下，认真思辨以获得证治概念。严防审因者略证，审证者昧因，而贻知常而不达变、循变而反舍常之患。

认真思辨而获得证治概念，这是“臣字门”儿科永葆活力的关键。

儿童抽动障碍是儿科常见的一种神经精神疾病，其临床表现多样，以不自主、重复、快速的一个或多个部位肌肉抽动和（或）发声抽动为特征。传统中医多从“肝风内动”“痰热扰神”“阴虚风动”论治，疗效显著。而李敦臣却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独辟蹊径，提出“肝气不足”亦是导致儿童抽动障碍的核心病机之一，为临床诊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李敦臣在临床中发现，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儿童体质亦有所变迁。过度的学业负担、久坐少动、电子产品依赖、不当饮食（如嗜食生冷、甜腻）等因素，均在耗伤儿童的阳气。肝气作为人体生发之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难免受损。由此，他提出了“肝气不足亦可致抽动”的创新理论。

“面对复杂的临床情况，医者当谨守病机，辨证求因，不可一见‘抽动’便言‘熄风’。对于表现为神疲、胆怯、面黄、纳差、脉弱等虚象的患儿，从补益肝气、固护脾胃入手，往往能收到桴鼓之效。这一学术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医同病异治的精髓，也为治疗难治性儿童抽动障碍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新途径。”李敦臣说。

在徐荣谦看来，李敦臣的观察与立论，完美演绎了“臣字门”所强调的审因察机之“意”。他回归中医辨证求因的根本，从而发现了被常规思路所忽略的“肝气不足”这一关键病机。这正是孙谨臣先生所训“严防审因者略证”的生动实践。这一创新，更深层地体现了“知常达变”的思维之“意”。

“臣字门”儿科始终以发展儿科为己任，秉持传承与创新并举的理念，深耕儿科诊疗技术，传承中医儿科辨证施治的精髓，同时融合现代医学诊疗手段，着力破解“哑科”诊疗难题；更以耐心与仁心搭建医患沟通的桥梁，缓解家长焦虑，安抚患儿情绪，在琐碎与压力中坚守初心，为守护儿童健康筑牢屏障，续写儿科医学发展的崭新篇章。（本报记者 徐婧）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