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璞玉 身若大川

　　2016年4月1日，国医大师，中医学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玉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离世震颤着每一个中医人的心。谨以此文，怀念我们心中敬爱的王玉川老师。

　　建《内经》现代教育体系

　　1957年，王玉川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创建内经教研室。建校初期，没有教材，选用《内经知要》作为教材，当务之急是用现代语言准确表达《内经》博大精深的内涵。在没有现代文翻译可借鉴的情况下，他率领教研室同事夜以继日的研究、整理和翻译，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建立了现代《内经》的教育理论体系，打开了《内经》教育的新时代，让古老的《黄帝内经》在上世纪散发出新的生命力。北京中医学院所编写《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同时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王玉川在醉心内经教育的同时，更重内经研究，他不泛泛而谈，不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而是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而这些都是中医大厦的基石。根不固，枝不繁，叶不茂，正是有了王玉川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的进取精神，古老的中医理论被赋予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在一直被称为《内经》最难的运气学说方面，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在中医科学化的浪潮下，王玉川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创新为生命线，结合现代研究成果，探讨古代用药原则，拓宽了临床思路。几十年来，为中医的基础研究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时说道：“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理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正是源于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了解他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玉玉川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在谈及生活工作时，王玉川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文以载道 魂以育人

　　和师带徒相比，王玉川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他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王玉川走了，虽可惜但不遗憾，“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王玉川的学术成就、治学态度以及对后辈的无私大爱，都将化为永恒的精神存在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每个角落，校园里晨读的莘莘学子，课堂上诲人不倦的老师，还有很多中医药后学……他走了，留下了他们，留下了我们。而今，我们会谨记老师教诲，潜心学问，为中医药事业不懈努力。 （本文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国中医药报社记者马骏采写的长篇通讯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郭霞珍的文章）(作者单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

（责任编辑：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