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医药事业须扬长补短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客观理智地全面认识中医，做到扬长补短，继续发挥好中医药防控疫情的作用，事关如何持续发展中医药事业。

应对疫情交出中医答卷

　　在现代医学按照寻毒源、断传播、灭毒邪、有效药、求疫苗的路径进行防控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中医综合天、地、人的具体情况与特点，尤其是根据病人的临床综合表现，可以很快地推断其病因属性，推论其病因病机关系，进而拟出治则治法及遣方用药方案，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作必要的调整，即可进行诊治。

　　此次亲临抗疫一线的专家，根据实地情况总结出“寒湿毒邪”是新冠肺炎的主要病因之论。认为“毒邪”从口鼻直中“三阴”，会因人因时因地不同，出现“五脏受损”“郁而热化”的转化。并用三方三药治疗，取得了良效，丰富了中医治疗疫病的理论和实践。

　　面对客观存在而又防不胜防的“疫毒”，需要解决人们“少感染”“不感染”“感染不发病”“发病不转危重”的问题。中医“治未病”的未病先防，有病防变，固护正气，先安未受邪之地等思想与方法，有着极大的优势。应当发挥这种综合调治的优势，转变疫病防控思路与方法，提高防控效率。

　　中医存在并发展了数千年，有着卓越的临床疗效作为底气，有着独特系统的理论体系与有效方法，无需争辩。这一次的疫情防控给中医提供了舞台、提出了任务、下了挑战，中医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扬长补短保障持续发展

　　客观地看，中医药自身目前还有一些短板问题，需要我们切实努力，扬长补短，才能持续发展。

　　解决人才匮乏问题

　　要立足于传承并提高临床疗效，解决好人才培养与人才配套问题，加强并改革中医药教育。关键是将学校教育的规范化、批量化培养与师承教育的专门化、个性化培养紧密结合，互补协调。

　　在中医药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与途径，是一对一、个性化、特殊化、专门化的师承教育。

　　自隋朝设立太医院、太医署开始，开始小批量地培养“医生”。民国初年，一些有识之士借鉴并受近代教育学校化的影响，开始探讨举办中医学校的规模化、规范化教育。1956年，国家批准成立了四所中医高等学校，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中医药人才培养实现学校化、规模化与规范化。

　　院校教育解决的是学生掌握“三基”的能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师承教育解决的是学生掌握师父的“三特”的能力：特殊理论、特殊观点、特殊技能。

　　学校化教育的本质是规模化与规范化培养，是“三基”的学习与培养。中医临床需要的是个性化的、各家学术思想指导下的人性化的诊治。所以，大学生们刚从学校毕业，仅靠“三基”的能力，很难在临床上马上接手，难以胜任并满足工作需要，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再学习、再实践。

　　客观地看，“三特”的师承教育的举办较为灵活、多样，但培养质量与人才培养标准也较难掌握与评估。笔者认为，关键是要看其是否传承老师的学术精要与诊治水平，是否传承老师的医德医风与主要医技。

　　解决中医医疗机构不健全问题

　　目前，综合性、专科性的中医医疗机构数量不足，公立与民营中医医疗机构结构不优。在现有机构中，由于诸多因素影响，中医药的使用率仍普遍不高，应用中医药诊治疾病的能力不足，影响了中医药的实际效用。

　　在近年的公立医疗机构改革中，其中的一个重点是重视并加强县级公立医院建设与改革，以解决现行医疗卫生工作中的若干短板。但是，县级公立中医医院数量明显不足，能力较弱，人才不足。民营医疗机构的准入与退出、管理、质量控制等又十分困难。

　　只有加强并优化中医医疗机构建设，才能优化并突出中医药诊治工作的主体地位，才能确保中医的优势疗效，中医的工作才有坚实的工作基础与群众基础。

　　解决中药的质量和资源问题

　　由于生态保护及经济价值调节的原因，中药的质量保证及资源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中药的基源是首要问题。原生、野生的来源越来越少，人工引种、驯化培育的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其有效成分淡化或变异，有效成分的富集程度下降。

　　受市场价格及价值调节影响，导致药材短缺及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一些经济附加值较低、临床常用的大宗饮片，往往供应不足。反之，一些经济附加值较高的药材，却又因“竭泽而渔”的过度采挖，资源面临枯竭而供不应求。

　　中药资源亟须保护，加强珍稀品种保护，提高种植药材有效成分含量，寻找有效替代品，加强质量监控与管理，适度调节市场，此外，还应提高临床中药学水平及调剂工作质量，合理使用中药饮片。

　　解决经济压力问题

　　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在“经营”中，往往难以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或收益。中医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机构，不得不加强或重视经济附加值较高的诊治方法与手段，反而淡化或不得不减少收益低的中医药诊治方法与手段，淡化、弱化了中医药的主体地位，影响中医药诊治率及有效率。

　　要解决好经济压力问题，一是国家加大对中医医疗机构公益性诊治工作的投入，二是提高中医药诊疗技术性工作的收入标准，三是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学术技术水平的提高完善、临床疗效提高与经济核算的紧密结合。（李庆生 昆明医科大学）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