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中医药抗战地标

北京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蕴藏着丰厚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当时称“北平”）处于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战略要冲，由于敌人封锁，西药严重匮乏。北平中医药界仁人志士顽强坚守、英勇斗争，以治病救人为根本，通过各种形式积极支援抗战，用实际行动书写“医药救国”的碧血丹心。这些散落北京城市角落里的历史遗迹，成为见证这段中医药抗战传奇的鲜活地标。

西打磨厂：同仁堂乐家的抗日佳话

前门西打磨厂的乐家老宅里，同仁堂乐氏后人以家族身份为掩护，暗中为根据地运送药品、传递情报，演绎出惊心动魄的抗战故事：同仁堂乐家传到乐元可已是第十三代，不同于那些纨绔子弟，他年轻时喜欢阅读进步书籍，思想开明，对封建家庭有自己的看法；妻子李铮出身小职员家庭，从小生活清苦，她关心邻里疾苦。在日军侵占北平，全民族浴血抗战的危急关头，夫妻二人怀着朴素爱国心，毅然从幕后走向台前，投身到对敌斗争的前沿。因此，乐元可、李铮夫妇对外是同仁堂的少东家、少奶奶，鲜为人知的身份，则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

乐元可、李铮夫妇充分利用乐家开药铺的优势，无偿为根据地输送急需药品。除了治疗外伤的止血药、止痛药，防止战后传染病的抗疟药，孩子们用上了“六神丸”“至宝锭”，老寒腿的同志喝上了“虎骨酒”“茵陈酒”，心脏不好的同志吃上了名贵的“牛黄清心”“安宫牛黄”……这些冲破封锁送来的中药，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缺医少药的难题，支援了前线的抗日工作。乐家夫妻二人为根据地输送的还有医学书籍、一些军需物资以及日常用品。比如，钢笔、夜光手表，还有贺龙元帅常用的标志性烟斗，也是乐元可帮忙购买的。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夫妻二人曾直接参与我党的地下工作，帮助中共地下党员用米汤密写情报、藏年画传递消息，李铮还化身“金库主任”保管党的巨额经费，分毫不差。乐元可、李铮夫妇这样做绝非偶然，他们深受乐元可表弟、共产党员杨宁的影响。正是在同仁堂乐家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陆续投身抗日战场，他们中有李铮的胞弟李立，乐家的家庭教师贾循等十几人，都秘密来到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乐家人守护中医药阵地，勇于担当，使西打磨厂的乐家老宅成为一处支援共产党领导百姓抗日的红色据点，为百年老号增添了一段红色佳话，也体现了中医药人的奉献精神与家国情怀。

丰盛胡同：傲然挺立的“国医砥柱”

位于丰盛胡同的北平国医学院，是民国时期北平地区成立的第一所中医高等教育机构。学院诞生于反对“废止国医案”、振兴中医药的背景下，尽管在困境中艰难办院，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已颇具办学规模。“七七事变”后，学院稳步发展的良好局面戛然而止，随着北平沦陷，日伪政府蓄意制造事端，扰乱了北平国医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日寇通过伪政府施压，以开放教学为名，逼迫学院扩大对日中医药交流，以达到其文化侵略和掠夺中医药资源的目的。

面对侵略者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在内外交困的不利环境中，全体师生员工上下一心，他们怀揣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自筹经费，与敌巧妙周旋多年。日伪当局见阴谋难得逞，欲直接将学院据为己有，于是骚扰北平国医学院的事件逐渐增多，学院办学举步维艰。为了北平国医学院不被侵吞，学院同仁不向侵略者屈服，毅然决定停止办学。孔伯华院长决绝地说：“日本侵领北平，欲收医学院为‘国立’，余以经（兢）营十五年之学业，不欲委之外人，遂自行停办，以待时机。”这段慷慨激昂的陈词，体现出传承国粹、弘扬医道的殚精竭虑，更展现了一代国医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与铮铮铁骨。

由北平国医学院独立出来的华北国医学院，同样在抗战时期为北平地区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这其中就有后来创办国医砥柱社和《国医砥柱》杂志，并亲自担任社长与主编的杨医亚。《国医砥柱》创刊于1937年1月，一直到1948年12月停刊，涵盖从北平沦陷至抗战胜利整个阶段，是抗战期间在敌占区出版、发行时间最久的中医刊物。医社和杂志的精神恰如其名，为抗战中科学普及中医药知识、积极促进中医药文化交流、有效凝聚中医药界精神共识，发挥了“砥柱”作用。

编者在《创刊纪念序》中明确指出了办社、办刊的目标使命：“杨君医亚，本社社长，痛国粹之沦灭，伤利权之外溢，关心国运，竭力扶危，支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即倒，乃联合诸同志，组织《国医砥柱》月刊社。拔足纷华，寓目招旷，闭蛰轰雷，当头棒喝，诚所谓作中流之砥柱，挽即倒之狂澜者也！”寥寥数语，尽显国医砥柱社和《国医砥柱》杂志以及北平中医药界人士顽强坚挺，身处艰难时局却勇敢担当的顶天立地之姿。

对此，汪浩权先生作了最好的评价：“宣传中医文化之刊物因于战争之影响，环境非常，相率以停刊闻，惟独我友杨君医亚创办之《国医砥柱》月刊，仍能在恶劣环境中从事出版。……迨后日寇扩大战争，掀（欣）起太平洋战争，于是新生复活之中医刊物又遭摧折。我《国医砥柱》月刊在杨君主持下，巍焉独存，继续出版，其艰苦卓绝之精神，令人钦佩无已。”抗战胜利后，他鼓励中医药界借助《国医砥柱》，“唤起我全体同道们，共同负起改进中医之伟大责任，而这刊物也将成为今后中医的中流砥柱”。

得益于这份坚守，抗战时期《国医砥柱》不仅在北平地区流传，其影响力甚至遍及全国、远播海外，在解放区、国统区、港澳和美国旧金山、日本、马来西亚等地，均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宣介相关方剂、药物、针灸、诊治、资讯，推动了全国同胞和海内外华人在中医药领域的抗日救亡运动。

房山南窖：走出一位妙手回春的“军中华佗”

南窖地区当年建立了房山首个抗日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从这里走出一位后来被誉为“军中华佗”的老军医。后来在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他留着中国传统的“美髯”，白须飘飘、长及胸口，不仅是参加授衔时年纪最大的军官，也打破了全军官兵不准蓄须的“规定”，他就是蒋维平。之所以被特批允许留胡子，还要从蒋维平在房山南窖开启的革命经历讲起。

蒋维平原名蒋顺发，“维平”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意在表明坚决抗日、祈愿和平的赤子心。蒋维平一生的经历堪称传奇，他出身行伍，加入共产党八路军并不是其第一次投军，他早年先后参加过晚清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北洋军。当时已经成为副团长的蒋顺发不满旧军队的习气，在40多岁回到家乡房山石楼村。此后18年间，他边务农边行医，石楼村的人都知道“老蒋头”有好方子，药到病除。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村里开医馆的“安稳”生活没能持续下去，宛平城、卢沟桥的“七七事变”后，日军打到了“家门口”，蒋顺发不禁想起4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

日军在华北和平津地区展开疯狂攻势，1937年9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站惨案”，战火已经蔓延到房山，花甲之年的蒋顺发恨不能年轻几十岁、上阵打鬼子。于是，蒋顺发一边组织救援队，收治难民，一边积极寻找参军报国的机会。

直到蒋顺发听说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到房山南窖开展工作，打鬼子积极，对村民也好，他便在心中萌生了参加八路的想法。蒋顺发特意写了一封“请愿书”，表示“愿以自己的医术支援抗日，加入八路军”。他把“请愿书”藏在鞋底里，冒着危险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找到南窖乡的游击队支队长包森，坚决请求批准自己从军。八路军的首长们望着眼前这位留着一把长须、上了年纪的老者，心中难免犯起了嘀咕，但是蒋顺发有20多年的行医经验，既懂中医又通西医，游击队最缺乏这种人才。经过权衡，蒋顺发被接纳进了八路军。自此，60多岁的蒋顺发改名蒋维平，在当地游击队卫生院当院长，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宋时轮的介绍下被编入八路军120师。1939年，蒋维平跟随120师359旅来到陕北延安，才离开房山南窖。

在跟着八路军抗日期间，蒋维平作为军医带着卫生队四处奔波，为当地百姓和打仗负伤的同志看病疗伤。他还想办法解决根据地缺医少药的问题，亲自画植物图谱，教战士们进山挖草药，自己熬药治病，为百姓和部队伤病员缓解病痛。蒋维平用高超医术妙手回春，他也因此得名“军中华佗”，成为军队的明星人物。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分布于北京城市大街小巷的抗战遗迹，是见证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的文化地标，也是汇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独特底蕴的精神标识。激活中医药文化、抗战文化与城市文化三者之间的创新创造活力，在全社会传承中华文明瑰宝、守护城市历史记忆、赓续红色精神血脉，是对抗战精神最好的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