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中医救护队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既有前线将士浴血奋战、马革裹尸的壮烈，亦有后方民众万众一心、支援红军的豪情。而中医救护队，正是这场伟大征途中一支尤为特殊的力量。

组建背景：时代呼唤下的杏林集结

长征前夕，全国医疗卫生资源格局极不平衡，中医在人力资源上的巨大优势凸显无疑。更关键的是，中国广袤大地蕴藏有丰富的中药材，本土药材在极端条件下仍能维持基本供给，支撑长征时期的医疗运转。

在此背景下，中医界积极响应时代召唤，自发或有组织地成立救护队伍，随军转战，沿途施治，逐步发展为流动战线上不可或缺的力量。其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两类：官方主导与地方自发，共同构建起覆盖广泛、互补协同的救护网络。

一方面，官方组建正规的中医救护力量，随军转战于前线与后方，成为机动高效的战地医疗支柱。

红军总医院医务部下设西医部、中医部和卫生学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立中医部，依托川陕苏区时期吸纳的大批民间中医开展战地救治；红军各方面军的各级卫生机构中均配有中医药人员，负责主力部队伤病员的集中救治、防疫防控及医疗培训工作。

长征前夕，总卫生部所属卫生材料厂能够土法加工改良的中药丸散剂型，并且总卫生部为部队预发可供三个月使用的成套药材器材，充分体现出战前医疗资源统筹的前瞻性。

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师生边行军边办学，边救护边教学，是唯一全程坚持办学并走完长征的医学院校，实现了战地救护与人才储备的双重使命。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化运作，使中医药服务能够随军机动、快速响应，不仅提升了战地卫勤保障能力，也极大增强了中医的社会认同与国家属性。

另一方面，地方自发的中医救护力量深入雪山、草地、偏远村寨等红军正规医疗难以覆盖的区域，成为扎根基层的生命防线。长征沿途，大量民间医者受感召投身救护，就地搭建临时救治点，为红军问诊施治。

张崇荣动员全家采药救治百余名患疟疾战士；草药郎中李范儒冒死收治伤员，整理成158页手写医书；老中医畅通为周恩来诊治肝病，分文不取；各族群众献草药、捐银元，以朴素仁心支援红军长征。民间医者以简陋条件筑起流动生命防线，生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深情。

这些民间队伍机动灵活，不依赖固定医院与大型设备，可在山区、乡村流动施治。加之中医药在民间深具信任，便于获得群众支持与掩护，即便在行军转移中也能持续运作，展现出极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

战地实践：战火硝烟中的生命守护

长征中的中医救护队，发展出一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高度适应、军民融合的战场医学实践体系。尽管面对需外科即时干预的严重创伤时存在一定局限，部分从业者也缺乏系统战地救治的培训，但在西药断绝、补给无望、正规卫生体系随军流动且力量有限的极端困境下，中医救护队凭借独特优势，在行军途中紧急处置、宿营休整集中救治、战地急救争分夺秒等环节中，构建起一套契合流动转战且行之有效的医疗救护体系，以最朴素的方法化解了最迫切的生存危机。

火线行军中的救治是以“简、便、验、廉”为核心的即时生命支持。此时的救治重在保命、止痛、防恶化，为后续转运争取时间和条件。中医救护队以针灸和简易草药制剂为主，通过“望闻问切”快速评估伤情，优先处置紧急状况，形成轻便高效的干预模式，无需依赖麻醉、输液等西医设备，即可迅速缓解症状，稳定伤情。相较于需要外汇采购、经险途运输的进口西药，中药材就地取材、成本低廉，使每位红军战士获得基础医疗成为可能，极大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转战间隙中的防疫是以“治未病”为理念的群体健康防御战。长征途中，红军行军强度大、物资极度匮乏，水源污浊、宿营条件简陋，人员长途流转且时常集中宿营，痢疾、疟疾、肠胃病频发，因病造成很多非战斗减员。在药品极度匮乏的后方，预防成为最经济、最有效的战略选择。

中医救护队主动出击，贯彻“未病先防”理念，在部队宿营休整时架设药锅，组织军民集体服用预防性汤药，大规模提升群体抗病能力，有效阻断疫病传播链条，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在红军过草地时，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就地采集柴胡、马齿苋、车前草等草药，熬制药汤分发给战士，用以预防痢疾、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取得了较好的防控成效。

转战护送中的伤员运转是以持续照护为宗旨的移动生命通道。伤员转运路途漫长颠簸，风险极高。中医救护队在奔赴现场时随身携带草药碾制的止血药粉、土法丸剂，转运途中随队护理，以针灸缓解痛苦，并通过“望闻问切”持续监测病情，及时发现并处置潜在危险。这一全程不间断的照护模式，打通了火线救治到临时驻地休养的救护链条，守护了大批红军战士的生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中医部主任丁世方率担架队护送数百名重伤员翻越雪山草地，途中采药救治，以中医力量护佑伤员抵达根据地。

这套立足本土、灵活务实的战地医疗实践，彰显了传统医学在极端条件下的强大生命力与人文关怀，是中国人民智慧与坚韧的生动写照。

历史回响：战火淬炼的杏林精神传承

传统针灸多用于慢病调治，在长征缺麻药、少镇痛药物的绝境之下被运用于战地救护，用以缓解伤痛、救治急症，拓展了针灸在战争环境下的实践场景。面对长征途中部队聚集宿营带来的传染性疾病威胁，中医救护队突破个体施治局限，组织将士集体服用预防汤药，以“治未病”理念实现群体防疫，推动了中医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拓展。

从中西医协同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医救护队在极端困境中探索出扬长避短、目标一致、资源整合的协作模式。其核心在于技术层面的优势互补，西医主“救急”，擅长解剖定位与急症干预；中医主“固本”，长于整体调理、改善慢症与预防并发症。面对西药来源断绝的困境，红军将救治希望转向了就地取材的中草药，以本土资源替代短缺药品，保障了最基本的医疗供给。

饶正锡利用随身携带的《中医药手册》自学，并指出有一部分西医依靠这本手册，在行军途中逐步识别草药、学习验方，将中医药知识迅速转化为战场救护能力。长征途中，周恩来患肝脓肿，经王斌、李治等西医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哈达铺休整期间，周恩来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当地老中医畅通应邀问诊调理。这种协同不仅弥补了战时西医资源不足，更通过中西医相互赋能，显著提升了传统医学的实战效能。

从精神内核的延续来看，中医救护队超越了传统“医者仁心”的个体关怀，将其升华为对革命有生力量的整体守护。他们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医者，更是长征征途上革命信念的践行者。在敌情环伺的险恶环境下，中医救护人员随军辗转，巡诊采药、救治伤病；在诊疗中宣讲革命信念，用“简、便、廉、验”的疗法稳定军心。

秉持中医身心同调的理念，他们既医治将士躯体的伤病疾苦，也抚慰长途转战带来的疲惫与恐惧，在战火中构筑起精神防线。从战地救死扶伤到以医护命保存革命力量，是医者仁心与革命家国情怀的深度熔铸；从长征的艰苦征途到新时代中医药服务实践，是红色杏林精神的代代赓续与升华。（毛勤桦 刘亚品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