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

20世纪90年代，举国经商热潮涌动，学界浮躁之风蔓延，众多科研人员纷纷转行。那时医史学科处境清贫寂寥，经费拮据，人才流失，有一次全国医史年会参会人数寥寥，会场借设于望京医院会议室，参会代表暂住病房，学科一度陷入低谷。在此窘迫之际，恩师始终坚守治学初心，常以“淡泊明志，甘坐冷板凳”勉励我。

他主张立足学术、服务大局，研究方向的选择既要照顾个人兴趣、特长，更要服务国家和中医药发展大局。他本为西医胸外科医生，服从组织安排，先参加首届全国西学中班，后入职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师从医史学科奠基人陈邦贤，毕生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

他育人开明包容，放手磨砺后学，让学生在实务历练中成长。我留所工作之初，他便委以重要任务。重任常常使我倍感压力。每当我踌躇困惑，他总会耐心鼓励，反复嘱我：“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缺什么，补什么。”他教导我，学者的知识结构切忌固化停滞，要在会务统筹、期刊编纂的实战中查漏补缺，提高本领，同时多参加学术会议，广交学界同道，开阔学术视野，提升综合素养。

他办刊胸襟开阔，格局宏大，反复强调，学术期刊不能只看到名家，要扶持青年学人、关照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研究者，为他们搭建学术平台，壮大医史研究队伍。当年医史学被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遗漏，他心急如焚，亲自撰文论证、撰写申报材料，我亦随恩师奔走国家技术监督局，据理力争，最终推动医史学科纳入国标，为学科存续与发展争取了关键地位。他的学术担当与家国情怀，是我终身受益的人生一课。（朱建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