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翻检之繁 汇注释大成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大凡成就卓著的医学大家无一不对其奉若神明而仰慕之、精研之、遵循之、践行之。历代《内经》研究成果迭起，尤其近30年来更是异峰凸显，可谓《内经》研究的黄金时期，无论成果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前无古人的。

　　近日欣喜而用心地习读了津门内经学研究专家王玉兴教授所纂《黄帝内经三家注》，颇受教益和启迪。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发人深省的方法投入研究，使人似曾相识却又耳目一新。

　　据我所知，王玉兴所供职的天津中医药大学之于《内经》研究基础坚实、学风朴实、工作扎实。他本人早年师从于著名医史文献学专家郭霭春和内经学专家王士福，且尽得所传，故于文、史、哲、医功底深厚、治学严谨、学贯古今，堪称《内经》传承之碣石和砥柱。

　　当今中医队伍鱼龙混杂，不但学风浮躁、急功近利者有之，更有些许不懂《内经》、不懂中医、不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却对《内经》乃至中医学术指手画脚、妄述妄砭者，对此他深感忧虑与不安，惴惴于瑰宝之失泽，惶惶于真言之不彰。

　　于是恪守孔夫子“述而不作”的古训，借鉴宋人纂《史记三家注》而集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三家名注；借鉴清医郭汝聪纂《本草三家合注》集张隐庵、叶天士和陈修园三家之注；还借鉴王冰、马莳、张隐庵三家以及马莳、张隐庵两家对《素问》《灵枢》注释的纂集（见《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经》）的先例，在仔细勘校的基础上，沿袭通行本《素问》《灵枢》篇目顺序，将《内经》研究史上地位显赫的杨上善、王冰、马莳、张介宾的研究成果，依次纂集于相应经文之下。

　　这一体例避免了研读时费力费时的翻检。尤其是杨上善、张介宾两位大家，尽管匠心独具地将《内经》原文按其内容拆割别类使之系统，但却给速检或通读原文及注释者带来不便，《黄帝内经三家注》的编纂恰好解决了长期羁绊和困扰读者的这一难题。

　　《内经》自其成书以降代有研究，其中文献研究方法最为常见。无论是杨上善、王冰的研究，或者是如今《黄帝内经三家注》的纂集，均属传统文献研究。因其成书久远，“文义高古渊微”（张介宾《类经·序》），加之传抄刊刻造成的讹、脱、衍、倒等问题的确不少，历代医家和学者遂将文献学方法列为《内经》研究之首选。

　　他们以古典校雠学方法、经验及成就，发掘搜集、整理研究《内经》，去伪存真，阙疑补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力求保持、恢复（或接近）其原貌，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

　　由于《内经》的专业特征和时代特征十分浓郁，不注不释，后人难以读懂，不懂不通则无从谈及研究及应用，所以在其成书不久，西晋皇甫谧在其所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中即首开分类研究之先河，此后的梁代全元起，唐代杨上善和王冰，北宋代林亿，明代马莳、吴崑、张介宾，清代张隐庵、高世栻、姚止庵等，都对《内经》作了各具特色的注释。

　　南朝全元起所作训解，是《素问》早期注本。据载，全氏训解时，《素问》仅存八卷，卷七已佚，计注释六十八篇，宋时尚存，此后亡佚，在《新校正》中其篇目得以保留，而且此书对杨上善《太素》注和王冰《素问》注，都曾产生过明显影响。全元起之注不仅保存了王冰次注之前的《素问》面貌，而且他善于在讲清医理的同时把对词义的解释融合于串讲之中。《黄帝内经三家注》将全元起的高深见解与《新校正》的真知灼见毫无遗漏地收载其中，为深入考查《素问》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唐初杨上善奉敕撰注的《太素》，是分类注释《内经》的早期作品，其将《素问》和《九卷》（即今《灵枢》）原文分为十九大类，每类分若干篇目并加以注释。书中涉及《素问》的部分保存了王冰改动之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与此同时杨上善注文颇具汉儒治经之遗风，熔雠校训诂、发明医理于一炉，实为研习《内经》之所必读。借助《黄帝内经三家注》，将杨注与王冰和张介宾注对比参详，是不难发现杨上善诸多贡献和治经特点的。

　　中唐王冰在重新编次《素问》的同时，对经文作了系统而详尽的诠释，他“精勤博访”“敷畅玄言”，对经旨多有发挥。王冰注语竟达4479条之众，所引文献有40种之多。他所采用的校勘、注音、释词、解句、明理诸法为后世研究整理医籍所效法。尤其是将其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用于注疏之中，使诸多博奥难识的经文得以焕然冰释。

　　经过王冰次注，使《素问》宏旨大义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扬和拓展，并且成为后人注释《素问》的基础和规范。北宋林亿等在对王冰《素问》进行校勘的同时，又增注文1340余条，其于王注既补未注之文，又正疏解之误，更达未尽之义。在《新校正》中，林亿等除引全元起、杨上善、孙思邈、秦越人、吕广等人之说外，又多申己意，对进一步阐发经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黄帝内经三家注》对王冰和林亿等校注的珍贵文献，无一遗漏地尽收其中，对今后研读《素问》助益良多。

　　明代马莳是位重视临床实践，擅长针灸治病的医学大家。所著《素问注证发微》和《灵枢注证发微》将经文分成若干章节，然后分章节予以注证，这就不同于随句注解的方法。他的注释多遵循《内经》原旨，如“少火”“壮火”之注即是其例。马莳运用娴熟的经脉知识和丰富的针灸经验，对经脉腧穴证治的解释和引证颇为详尽而且到位，所著《灵枢注证发微》真可谓是精心研究《灵枢》之启端，深得后人赞许与褒奖。这在《黄帝内经三家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明代张介宾既是一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又是一位具有高深理论造诣的临床家和实践家。他远绍其业，所著《类经》可谓《内经》分类研究最有成就、最为完整的著作。书中将原文分为十二类，分别摘引《内经》原文，“以类相从”，详加注解，不仅征引、解释并评论了前人的说法，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纲目清楚，条分缕析，多从易理、五运六气、脏腑阴阳气血理论等角度阐发经文蕴义，颇能启迪后学。特别是对于诸如“命门”“寸口诊脉”“元气”“三焦”等重大命题均有独到见解和发挥，确有义理周详，畅晓明白，见便得趣，悉具本原等优点。凡此种种，皆在《黄帝内经三家注》中体现无遗，同时也克服了通读和检阅《类经》不便的先天缺陷。

　　纂集《黄帝内经三家注》是一件枯燥又艰辛的事，若非对《内经》事业之衷爱，以及对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决不会付出如此难以想见的艰苦。无论从全书对原文的校对和析拆，抑或对三家注释的汇集和加工，包括段落的厘定分合、文字的繁简转换、经注的标点使用，凡此种种无一不需严谨审慎。此书玉成充分体现了王玉兴严肃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识功底。可以断言，行将付梓的《黄帝内经三家注》将是一部大益学术和惠及后学的难得之作。（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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