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精神闪耀杏林

姚梅龄

姚梅龄，江西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自幼秉承家学，敏而好学，五十余年潜心杏林，理论造诣深厚，临床水平高超，是一位临床大家、中医教育家。

2016年5月，笔者有幸结识姚先生，不久赴广东深圳学脉3月。现跟随姚先生临床门诊、授课学习、电话求教已8年有余。一直想总结姚先生的治学精神以享同道，但唯恐自己水平有限，难以彰显姚先生高德，若总结失之偏颇亦会误导同仁。自去年江西南昌一别，再见已是阴阳两隔，杏林痛失巨擘，后学泪雨难收，悲痛之余，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斗胆总结姚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同行共勉。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内涵包括：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实事求是。在这一精神影响下，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树立起一座座科学精神的丰碑。

在中医药学领域，求实、批判、创新和奉献四个特质在姚先生身上得到生动诠释。

实事求是寻真知

姚先生反复强调“科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证”。他在脉学等多个中医领域的理论和技术创新，就是来源于五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是通过“观察-观察-再观察”“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总结凝练出来的，也是基于姚先生渊博的知识体系不断“去伪存真”鉴别出来的。因此这样的理论能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具有可重复性。这也是姚先生的学术思想能够在国内乃至全世界得到中医同仁们普遍认可的原因。医学关乎人之生死，是天大的事，所以姚先生时刻教导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讲求实际，客观冷静地观察以求得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老老实实做学问，不可弄虚作假异想天开。

针砭时弊悟医理

1919年，胡适在归纳总结新思潮特点时提出“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一切学理”。姚先生时刻以为中医正本清源为己任，以科学的批判思维对待歪理邪说。当然，姚先生对于传统中医理论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其本身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对于原本事物没有深刻地了解就开始批判是不负责任的、是盲目的。另外，姚先生的批判并不是为了站在某一个角色上进行情绪的表达，而是为了理论重建，为了继续探索更符合临床事实的理论，提出进一步的思考。这一过程需要对复杂事物进行抽丝剥茧，分步骤、分层次剖析问题，直至接近事物的本质。中医学科学术的发展必须要有这种批判精神才能不断进步，才能更好地继承与发展。姚先生说：“我们是争真理不是争高低，一团和气是不能促进学科学术发展的。”

推陈出新开新局

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这一过程必须要拥有足够全面、渊博的知识储备，并且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姚先生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五十余年的临床实践，将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以及现代医学等知识运用到中医理论的重建和临床实践的改造。比如姚先生认为《伤寒论》书名的“伤寒”与第三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名为伤寒”中的“伤寒”意义不同，前者是原始病因（间接病因），后者是直接病因。此外，他进一步创新发展“六经表证”和“焦膜病”辨治体系，大幅提高了纯中药治疗一些疑难疾病的治愈率。

鞠躬尽瘁传薪火

中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谈的是奉献精神。为了让青年医生学到更多实用的医学知识，救治更多的患者，姚先生将三代人（1926年至2023年）积累的讲稿、笔记、遗稿、著作、论文等真实可靠的宝贵临床资料，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每一位愿意学习中医的同行。即使你是一名中医爱好者也是如此，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中医留下纯正的种子。为了对现行体制内的中医教育和医院医生进行“补缺正误”，他于76岁高龄，牵头组织成立“岐伯仲景大课堂”。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最后一年里，仍然奋斗在教学临床一线，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姚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医药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

奋斗精神

《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祖先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当下，中医面临传承不足、创新乏力以及社会认知偏差等诸多问题。这个行业需要英雄、需要先锋、需要脊梁，姚先生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从大学教授《中医各家学说》、开创中医证候试验、成立姚荷生研究室、开办岐伯仲景大课堂、牵头成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疫病专业委员会等，每一件事都倾注了姚先生的精力和心血，凝聚着他对中医事业继承发展的热爱与执着。

姚先生曾感慨地说，想做个逍遥的医生，不要那么忙碌。但是事与愿违，因为青年医生需要提高进步，更多患者需要救治，姚先生只能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继续工作、继续战斗。有学生劝姚先生休息，他无限感慨：医学远远落后人类的需要，更落后于整个自然界的需要，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要尽最大努力做一点工作。其实很多可以康复的疾病却被人为失治误治，这样的情况由不得我安度晚年。

工匠精神

姚先生在教学、临床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连PPT讲稿都是一遍遍、一字字手写出来的。姚先生的每个病历堪称艺术品，对于四诊搜集到的每一个病情资料都详细记录在案，平均每个病案对于脉象记录都在十几字以上，处方用药更是“锱铢必较”。每个病案都从中医生理病理入手，经过严格的鉴别诊断，分析出疾病的直接病因、关键病机以及病势的转归预后。整个辨证论治过程必须符合逻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经得起临床实证检验。

姚先生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对于每一位学生的要求都极其严格，追求极致。一旦发现学生在看病过程中马虎大意，姚先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几乎每位跟他出诊的学生都被批评过。他经常用“庸医杀人不用刀”来警醒告诫学生。姚先生制定了岐黄国医书院研究生毕业的“金标准”，博士：90%的发热患者用纯中药治疗2天稳定退热；硕士：80%的发热患者用纯中药治疗3天稳定退热。以上诸多要求，无不体现了姚先生做学问精益求精、追求极致，达到“术到极致近于道”的境界。

如今姚先生仙逝，但其高尚医德、精湛医术、坚韧品格激励吾辈继续砥砺行前。唯愿吾辈能秉承姚先生遗愿“审证祛疴为苍生延年，治学布道愿天下归真”。（高国建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