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长川用引经方治脾胃病

中医选方用药常言“性味归经”。“归经”是指药物对人体特定脏腑经络具有选择性作用的定位理论。归经理论有别于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二者缺乏明确的定位概念，只有归经理论能把药物的治疗作用与病变所在脏腑经络部位有机地联系起来。引经方正是在归经药的基础上对于中医治疗由宏观调节到精准定位的创新与发展。

首届全国名中医白长川临证60余年，擅长运用归经理论诊治各类疾病。总观其运用归经药与引经方治疗脾胃疾病之经验，其要旨可概括为三端：其一，立足脾胃为后天之本，以调畅升降为纲，兼顾寒热虚实、气血津液之偏，体现整体调治之思。其二，重视“引经”在处方中的组织作用，既有脏腑经络引经以统摄病机，又有部位引经分段定位，形成贯穿口咽、食管、胃、肠的引经体系。其三，善从经方中择取纲领之方，随证加减、合方化裁，使药力更集中于病所并增强可重复的临床效应。该思路既承经典之方证对应，又契合现代消化病谱的分段特点，是其引经方体系在脾胃病领域取得良效的重要基础。本文将着重阐述白长川以引经方思路治疗脾胃疾病的临床经验与用药心得。

归经药与引经方溯源

引经药与引经方是中医用药理论中颇具特色的概念，其核心在于通过特定药物或方剂引导其他药物的作用直达病所，提高治疗的针对性。所谓“引经药”，即具有引导其他药物到达特定经络脏腑或部位作用的药物，最早可追溯到君臣佐使的“使药”。“使药”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

金元时期，易水学派张元素即正式提出药物“归经”与“引经”理论，将药物的治疗作用与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部位有机联系起来。他在《医学启源》等著作中列出了各经引经药，创立“引经报使”之说，标志着中药归经理论的确立。此后王好古等医家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其在《汤液本草》一书载药244种，有“入”“走”“引”经字样的中药达80多种，其中有关“归经”内容的中药已达147味之多，使中药归经学说日臻完善，并成为历代本草中的基本理论。

历代医家多注重于单味引经药的运用，往往忽略了引经方这一更高层次的运用。事实上，张仲景经典著作《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大量经方，已体现了方剂归属特定经络或病位的特点，可被视为广义的引经方理论雏形。只是在历史文献中对于“引经方”的概念明确论及者寥寥，鲜有专门论著探讨。引经方即方剂归经，该学说最早可追溯至汪昂的《医方集解》，他继承前人的药物归经学说，提及了方剂的归经情况，如认为四君子汤补肺气、健脾胃，为手足太阴、足阳明药也，归肺、脾、胃三条经。

白长川认为，单味中药的归经有多向性选择而缺乏精准性，经医生在君臣佐使与七情合和等配伍作用下，尤其是相须、相使的变化之后，多味中药组成的方剂在临床中针对性、指向性增强，个体化治疗更突出，引经直达病所、作用体现明确，谓之“引经方”，精准地引入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以及三焦等部位。

引经方治疗脾胃疾病

白长川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亦是全身诸脏腑功能协调的中轴枢纽。临床上，无论是上消化道症状如口臭、吞咽梗噎、胃脘痞满，还是下消化道表现如泄泻、便秘、腹痛，多可从“中焦失调”中寻其根源。因此，引经方治疗脾胃疾病的基本思路，是在“调中焦功能状态”的前提下，再通过脏腑经络与部位引经，使药力集中于消化管道的具体病变区域——实现从“脾胃整体功能”到“食管、胃、肠局部病变”的“整体—局部”贯通。

在辨证层面，白长川尤其重视寒热虚实、气机升降与湿痰瘀滞的综合判断：一方面通过补益脾胃、疏畅肝气、和中化湿等法以恢复脾胃运化、升清降浊的整体状态；另一方面根据病变所处部位，选择合适的引经方，使药物“上达口咽、循行食管、贯通胃腑、润达肠腑”，从而在中医理论体系内完成对消化系统不同解剖部位的“定位治疗”。

口唇舌咽部病变

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舌为脾之外候，又与肾水相通。白长川在口唇舌咽部病变的诊治中，将传统脾胃伏火、胃热上攻、肾虚火旺等病机，与具体解剖部位相结合，善用引经方以统摄上消化道近端病变。

对于反复发作的唇炎、舌炎、口腔溃疡等病证，若属脾胃伏热、湿热熏蒸之证，白长川常以泻黄散为基础引经方，认为该方善清泻脾经伏热，且专入太阴脾经。临床常配伍细辛作为引经药，取其辛散温通之性，引理中汤温中之效上达口唇舌本，使清脾和中之力直达病所。泻黄散与理中汤合用，佐以细辛引经，经辨证化裁后，可用于治疗口舌糜烂、弄舌、流涎黏腻等症，既可清解中焦伏热，又能温运脾阳。其关键在于：先以引经方（药）定位，导药力上行至口舌；再调脾胃之升降，以恢复中焦运化之常。

口腔黏膜及牙龈病变则多由胃热炽盛、气血郁于阳明所致。白长川多以清胃散为部位引经方，认为该方清胃凉血、善走胃经，上可达口腔黏膜与牙龈。若牙龈肿痛、出血鲜红，多以清胃散为主，酌加升麻以提升药势，疏散郁热；若牙龈萎缩、齿松而痛，兼见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则在清胃散引经之基础上，加用六味地黄丸、肾气丸等滋补肾阴、温补肾阳之剂，并佐以骨碎补等药引药入骨，使“胃经之热”与“肾虚之本”同时得到调理。

咽喉、扁桃体、咽峡部为肺胃与外界交通之门户，又与肾经上连喉咙。白长川常以银翘散、上焦宣痹汤、麦门冬汤等作为咽部的引经方，配伍桔梗、生甘草、半夏、马勃、木蝴蝶、玄参等引经药，分别对应于“咽部风热壅盛”“湿郁气滞”“肺胃阴虚、虚火上炎”等不同病机。辛凉透表、利咽止痛者，用以“定位”咽部实热；宣化湿浊者，主治咽中痰涎壅塞、咽阻如物；养阴清热者，则多用于慢性咽炎、声嘶、咽干不利。此类组合既调整肺胃阴阳气机的偏盛偏衰，又依不同引经方与引经药，将药力精准导向咽喉局部“病所”。

食管分段论治

食管为“胃之前庭”，其生理功能在于输送饮食，防止反流。白长川在长期临证中，结合现代解剖，将食管按三处狭窄进行分段论治——第一狭窄（环咽部、颈段）、第二狭窄（主动脉弓交叉处）、第三狭窄（膈肌裂孔、贲门附近），每一狭窄均配以相应引经方，使药物更集中地作用于病变部位。

第一狭窄位于第六颈椎体下缘，为饮食、气体进入消化道之“咽喉要冲”，多见痰气交阻等病机。白长川以半夏厚朴汤为首选引经方，认为方中半夏化痰降逆、厚朴行气宽胸，再配以紫苏梗、枇杷叶等引经药，使气机条达、痰浊得化，药力集中于咽上食管起始段。临床上用于咽中梗噎、吞咽不利、咽喉异物感者，多能疏畅气机、消除梗阻感。

第二狭窄位于第四、五胸椎平面，邻近主动脉弓及气管分叉。白长川认为，其病机多属气血痰瘀互结、阴津不足，既有“通降不利”，又见“络脉失濡”。常选用颠倒木金散、启膈散等方为引经方，一重在活血祛瘀、理气止痛，一重在润燥降气、化痰开结，用以治疗胸痹、噎膈早期、胸骨后烧灼痛等症。通过方药的归经与部位引导，使胸中之痰、气、血在第二狭窄处得以疏解。

第三狭窄位于心窝部、膈肌裂孔及贲门附近，属“胃气上逆之要冲”。白长川多用旋覆代赭石汤、丁香柿蒂汤等作为引经方：前者病机偏于胃虚痰阻、气机上逆，后者病机偏于胃虚寒、气不归降。二方皆以和胃降逆为宗旨，辅以旋覆花、代赭石、丁香、柿蒂等，专走胃脘上口，使嗳气吞酸、上腹胀满、反流性食管炎等病证得以缓解。三处狭窄各有主治，引经方上下相贯，构成了贯穿食管全程的“立体引经结构”，是引经方“部位定位”的典型体现。

胃及十二指肠

就脾胃系统而言，胃主受纳、腐熟水谷，脾主运化、水谷精微的输布。白长川强调，“脾胃功能二者一体，统一于胃动力”，若长期饮食不节、情志失调或久病体虚，常致因滞而虚，虚滞夹杂，形成“胃内积滞—脾气受损—胃动力更弱”的恶性循环。

在贲门与胃底病变中，白长川多取小陷胸汤、橘皮竹茹汤等为引经方：前者病机偏于痰热互结于上中焦，可用于胸脘灼痛、按之痛甚、舌苔黄腻等；后者病机偏于胃虚有热、气逆不降，适用于胃手术后、久病体虚之呕吐不止、呃逆。二方皆以顺气化饮、和胃降逆为要，辅以相应引经药，使药力集中于贲门及胃底“交界地带”，既改善反流、嗳气，又有助于恢复局部动力与黏膜修复。

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其研磨、蠕动之功，根源于脾气之健运。白长川常用鸡内金、焦三仙、炒莱菔子等为部位引经药，引药入胃体；引经方则多取苓桂术甘汤、枳实消痞丸及六君子汤等。前二方着眼于水饮内停、寒热互结、气机壅滞的病机，着重祛除胃内积滞、水饮与湿浊；六君子汤则偏于补益脾气、改善胃体蠕动。三者合用，一消一补，一祛一运，上可用于慢性胃炎、胃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胃轻瘫等，既调中焦功能状态，又聚焦胃体病所，改善胃排空及动力异常。

十二指肠为脾散精之处，主津液与营养吸收。白长川认为其偏属“脾阳所主”，病理多见虚寒，临证常以黄芪建中汤、理中汤等为十二指肠的引经方。其中，黄芪建中汤甘温建中、阴阳双补，尤善治寒痛绵绵、喜温喜按之症；理中汤则为足太阴脾经要方，专治中焦虚寒、呕吐泄泻。临床中，对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久泻久痛、饮食减少而形体瘦削者，在现代抑酸、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基础上，合用上述引经方，可明显改善上腹痛、饥饿痛、反酸等症，同时通过温补中阳、促进溃疡修复，体现出“整体调治与病位定位相合”的优势。

空肠、回肠则偏于津液与营养的进一步吸收，白长川多以参苓白术散、分水神丹等为引经方，意在健脾运湿、分清泌浊，用于久泻久痢、肠鸣腹胀、消瘦乏力等脾虚夹湿或津液失调之证，通过引经方将补气健脾、利水渗湿之力集中于小肠，改善“清浊不分”所导致的脾胃虚弱、泄泻等问题。

脾胃相关肠道疾患

小肠主受盛化物，大肠为传导之官，变化出焉，二者共同构成“脾胃运化轴”之重要下游环节。临床诊治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腹泻、便秘等疾病，白长川多从脾虚失运、湿热内蕴、气机不利立论。脾虚者，以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等为整体“调态”之方，合以部位引经药如槐花、地榆、黄芩等引药入大肠血分；湿热下注者，则重用黄连、黄柏、秦皮等苦寒燥湿之品，合桃仁、赤芍以活血化瘀，使药力集中于结肠、直肠，既清热燥湿，又活血止痛；气滞便秘者，则佐以厚朴、枳壳、郁李仁等行气润肠药，使“调气”与“通腑”并举。虽然具体方名随证多变，但“脾胃为本、引经定位”的思路始终贯穿其中。

“调态打靶”与“精准引经”

中医治脾胃病，贵在“以中焦为枢”而统摄上下。白长川所谓“引经方”，并非在辨证之外另立一法，而是把“调态”与“打靶”贯通为一条连续的处方路径：以脾胃升降失司、运化失常之“态”为总体框架先行调之，使气机得以转枢、寒热虚实得以就位，继而在病位已明的前提下，借助方剂整体归属到靶向与靶点，把治疗重心落到食管、胃、肠等关键靶向与关键靶点，使整体调治不致泛散，定位施治亦不致偏狭。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提出“态靶辨证”理论，构建“宏观辨证—微观打靶”相结合的诊疗体系。这一理念与引经方所注重的分段定位、引导药力之思路，实有内在的呼应和共通之处。

由此可见，“打靶”并非简单的“就局部用药”，而是以中焦之态为体，以分段定位为用：体正则用灵，用明则体易归。临证时，白长川常以张仲景经方为纲，取其“方证—病位—病机”合参之成熟结构作为“引”，再随湿痰瘀滞、气机郁逆、虚实寒热之偏加减配伍，使方中各药既能循经入段、直达病所，又能回到脾胃升清降浊之本，以形成“整体—局部”往复校正的疗效闭环。

所谓“精准引经”，其要害正在于“方剂之引”而非“单味之向”：以经方配伍的内在趋向稳定地提供部位指向，以少数归经（引经）之品在关键处点睛提势，从而使药力集中、效应可重复。因此，“调态打靶”是引经方的宏观表现，“精准引经”则是其可操作的实现方式。

验案举隅

患者，女，70岁，2021年2月6日初诊。主诉：胃脘烧灼样疼痛10余年。现症见饥饱皆然，偶反酸烧心、嗳气，自汗，纳呆，寐欠安、多梦、易早醒，大便调，夜尿3～4次，口干欲饮，偶口苦，舌暗红，苔薄黄腻，脉沉细。既往2型糖尿病1年。2020年1月14日内镜检查示慢性萎缩性胃炎；病理检查示黏膜组织呈息肉样增生，间质水肿，伴较多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可见肠上皮化生。

中医诊断：胃痛（脾虚湿滞热化）。

治则：补气健脾，清热化痰通腑。

处方：党参25g，炒白术15g，茯苓25g，炙甘草15g，陈皮25g，姜半夏15g，厚朴15g，枳实15g，竹茹25g，桑螵蛸5g，浙贝母10g，海螵蛸35g，紫苏梗15g，黄芪25g，防风15g，炒莱菔子50g，远志15g，石菖蒲15g，首乌藤25g，合欢皮15g。14剂，日1剂，水煎服，分早晚餐后半小时温服。

2月20日二诊：患者诉胃灼痛略减轻，反酸烧心、嗳气、自汗均减，食欲增强，寐较前安，大便每日1次、成形、便不畅，夜尿2～3次，仍口干欲饮，口苦好转，喉中似有痰咳不出。舌暗红，苔薄黄腻，脉沉细。上方去防风，生白术易为炒白术，竹茹量加至50g，另加儿茶5g、黄连5g。14剂，煎服法同前。

3月6日三诊：患者诉胃烧灼痛改善，反酸烧心、嗳气、自汗均减，纳可，寐欠安、入睡难，大便每日1次、时调时稀，夜尿3次，仍口干欲饮、口苦，余症平稳。舌暗红，苔薄黄腻，边有齿痕，脉沉细。上方将海螵蛸加至50g、黄连加至10g、儿茶加至10g，另加生石膏（先煎）100g。14剂，煎服法同前。

此后随证加减治疗1年余，患者病情稳定，胃脘不适症状均改善，再次行胃镜检查，未见肠上皮化生。

按 本案主诉胃脘灼痛、反酸嗳气，为“病位在胃（胃段）”之明证。白长川用药不先泛谈虚实，而先以六君子汤为“胃段之引”：以健脾益气立中焦之本，并以陈皮、半夏理气化痰、和胃降逆，使治疗先“定位在胃”、再“统摄中焦升降”。其后诸药皆围绕“引经分段”而设：喉中痰阻、胆胃不和，以竹茹取温胆之意以清热化痰、和胃利胆；胃脘灼痛与反酸为要害，则以海螵蛸、浙贝母制酸止痛兼化痰为对药，捉其要害；中焦痞满、腑气不通，则以枳实、厚朴、紫苏梗、莱菔子通降气机，使“引而有路、降而能出”。

二三诊随证加减，去防风，加黄连、儿茶、石膏等，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同一“胃段定位”框架下对热郁伤津与酸热灼痛的分层加减，体现其引经方“先定病所、继而随证加减”之法，条理井然，法度可循。（庞敏 高静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柴智琦 辽宁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