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是彰显文化主体性的鲜明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关乎民族文化特质的赓续与彰显，是巩固和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关键路径，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前提性、战略性工程。中医药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生命健康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独特智慧结晶，是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鲜明标识与关键载体。

思维标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一种文化只有拥有科学先进的哲学思维，才能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依循自身内在逻辑，不断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展现出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和持久的文化主体性。“天人合一”作为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哲学理念，不仅形塑了中医药文化与西方分析解构的医学思维，而且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看待宇宙、生命与自然时的独特认知体系，是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思维标识。首先，“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于宇宙观层面，构建了一个以“气—阴阳—五行”为架构的宇宙模型。其中，“气”为整个宇宙的起源，“阴阳”是宇宙万物恒定具备的两个方面，“五行”转化则是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其次，在生命观方面，该理念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生命的根源，将万物的诞生、发展与消亡过程，视为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生老病死的生理活动以及情感、思维、意志等心理现象，皆由“气”主导生化。最后，在自然观上，此理念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相互影响、同频共振的共同体。人体的生长与健康维持受自然节气生发规律的制约，同时，人在自然中是最为特殊的存在，具有“参赞天地化育”的主观能动性。人与自然相互促进，最终达成共荣共生的和谐统一。

这套思维范式从宇宙、生命、自然的整体维度探索人体的奥秘与规律，深远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思维特点和方式，是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核心线索。在思维方式上，从先秦诸子为“天人之际”的议题奠定多元的思想基石，到宋明理学将天人关系的探讨进行体系化构建，再到当前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时代诠释，“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内化于中国哲学，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在行为方式上，自古以来中国人都遵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法则，用自然节气来指导自己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作息，将“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外化于自己代代接续传承至今的行为方式。由此可见“天人合一”哲学理念与西方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相孤立对抗的生命观和自然观截然不同，超越了西方医学只见病灶不见人的局限，展现出了强大的理论洞察力和实践指引力，是支撑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要求我们深入推动“天人合一”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哲学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魂脉”相融合，进而激活其时代活力，凸显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中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独立性。

价值标识：“生命至上”的崇高追求

一种文明若要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尊重、传播理念，就必须构建一座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引发广泛共鸣的价值桥梁。“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深刻彰显了中医药文化向来尊重生命、护佑民众健康的文化立场，亦是中华文明在多元文明交流中展现出深远感召力的关键要素。中医药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将人的生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融入血脉、贯穿古今的价值取向。《黄帝内经》中“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论述，已然明确地将人的价值置于万物之上，奠定了中医药文化中“生命至上”的价值根基。《千金要方》以“千金”比喻生命的珍贵，《大医精诚》强调医者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至此“生命至上”从理论认知升华为伦理准则，对后世医者的行为规范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张仲景、孙思邈、陈实功等古代医者楷模，到当代抗击疫情中的群体典范，无数医者皆以实际行动铸就了“生命至上”这一不朽的中华医魂。

“生命至上”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也与世界各国人民对健康福祉的共同向往深度契合。当前，海外社交平台上关于中医、刮痧、针灸等视频不断火爆，我国也与多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不论是民间交流还是官方合作都表明在“生命至上”的价值指引下，中医药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搭建了一座民心相通的健康桥梁。面向未来，我们要着力讲好中医药文化守护生命、促进健康的故事，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一张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医学名片”，为增进人类健康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特质标识：“四诊合参”的诊疗体系

一种文化只有始终坚守其特质基因，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有本色，屹立不倒，并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在我国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中医药逐步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四诊合参”诊疗体系，其内涵包括四个层面：一是融“望闻问切”于一体的综合诊法，医者通过四种方式综合洞察患者的病史、症状、形色和脉象，随后对获取的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判断，能够有效防止诊断过程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为后续有效治疗奠定坚实基础；二是以“辨证论治”为原则的诊疗思维，强调治疗方案的制定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确保其具有“一人一方”的多样性和“一时一方”的灵活性；三是以中药、针灸、推拿、中药熏蒸为主要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以草为药、以手为器、凭针施治，且易于转化为日常养生习惯，在实践中凸显出“简、便、验、廉”的优势特点；四是以“寒热”“阴阳”“虚旺”为代表的术语范式，这种高度抽象却极具系统性思维的话语体系为医者灵活辨证提供了可能。“四诊合参”的诊疗体系，不仅是守护人民健康的有力工具，更是中医药文化在世界医学图景中独树一帜特质标识，是确证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关键符号。

从屠呦呦受《肘后备急方》中“绞取汁”的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三药三方”等中医药方案在临床救治中发挥独特优势，有效阻断病情向危重症转化；再到针灸、推拿等诊疗方法在海外受欢迎程度不断走高，无不鲜活表明“四诊合参”的诊疗体系蕴含着超越时代地域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成效，持续增强着中华儿女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滋养。在新时代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进程中，必须坚守自身文化基因，着力推动传统“四诊合参”的诊疗体系与现代化数智技术实现深度融合与系统性创新，提升辨证诊疗的客观性与精准度，让更多人理解其理念、认同其逻辑、信服其疗效，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明认同注入强劲而持久的现实动力。（ 蔡心 窦红莉 陕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