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话屠苏

每逢春节临近，我就不由得想起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这首古诗里藏着一种药酒：屠苏酒。

唐人韩鄂在《岁华纪丽》里，为我们留下一个有趣的掌故。说是有隐者，居于名曰“屠苏”的草庵之中，每逢除夜，便赠邻里一帖药方，嘱以绛囊盛之，悬于井底。待元日破晓取出，浸于酒中，举家共饮，可祛除一岁的瘟疫。药方流传了下来，那草庵中人的名姓，却不得而知。也就是说，屠苏酒是古代一个居住在当时叫做“屠苏”的草庵里的人发明的一种药酒。

于是，这悬井的仪式，便有了更深的意蕴。那口老井，是聚落生活的圆心，是地脉与人气相通的孔道。在一年中最后的除夕夜，将汇集了山野灵气的药囊沉入水脉，是让大地去酝酿、去交融、去完成一次静默的加持。

民间饮屠苏酒的次序，很有讲究。寻常宴饮，尊长为先，礼序俨然。独这屠苏，偏要“从小起”，从那个头最矮、声音最稚的孩儿饮起，次第而至最长者。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说：“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

先幼后长的饮法，初看是怜幼，细想却是最深沉的护老。瘟疫无情，往往先伤弱质。让最需庇护的孩童先得药力，是将对未来的珍重，置于一切礼法秩序之上。坐在末席、最后才举起杯盏的白发长者，望着满堂儿孙饮下平安后的红润脸庞，他饮下的不仅是酒，也是一份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心，更是一族血脉安然跨越年关的笃定。这般饮下去的，是酒，是药，更是一份流淌在杯盏之间的家族伦理与生命祝祷。

大黄、蜀椒、桂心、乌头、防风……俱是些辛热走窜、祛风除湿的猛药。可以想见，屠苏酒口感必定是峻烈而复杂的，决非今日绵软甘醇的酒品可比。它本就是一杯“药”，目的不在娱情，而在“辟邪秽”。

苏轼晚年有诗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这位一生颠簸的大文豪，在岁月的末梢，甘愿以所有困厄愁苦，去交换一份身心的长久康健。那最后才轮到他饮下的屠苏，入口的辛辣，大约也化作了一种坦然的醇厚。

陆游亦有句：“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看，酒还未饮，心思已在为新岁的桃符寻觅诗句了。这屠苏，便成了岁首那一份郑重而充满希望的开端，一个仪式性的注脚。

如今，我们过除夕守岁，看满天花火，饮的或许是白酒，是葡萄酒，是各色佳酿，却鲜少再有人惦记那杯名为“屠苏”的药酒了。科学的发达，早已消解了我们对“瘟疫”那份原始的恐惧。现代医学的针剂与药片，远比一口古方的药酒来得确凿。屠苏酒，连同它那套悬井、幼饮的仪式，便很自然地退出了生活的舞台，缩进了发黄的古籍与诗句里，成了一种“文化记忆”。

这原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这北风凛冽的岁末，我忽然觉得，我们告别的或许不仅是一杯酒。那沉入井底的仪式里，有一份对自然的谦卑托付；先幼后长的次第里，有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深切呵护；全家举盏共饮的刹那，更是一种将家族共同体紧密联结的宣示。（师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