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中医佳话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一部血与火交织的生命史诗。在枪林弹雨之外，缺医少药是红军面临的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恶战。疟疾、伤寒、痢疾、冻伤、战伤感染，如影随形地困扰着这支年轻军队的有生力量。在西药断绝、补给中断的绝境中，一株株山间野草、一根根银针、一纸纸民间验方，与红军将士的命运紧密相连。中医药，不仅是长征路上救死扶伤的“生命之盾”，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脉相通的鱼水深情。这段“长征路上的中医情缘”，是中华传统医学在革命最危难时刻交出的历史答卷，也是党和人民军队扎根人民、取信于民的生动写照。

草根为药　岐黄撑起生命防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出发长征。随军行动的红军总医院医务部下设有西医部、中医部和卫生学校，各军团也配有相当数量的医务人员。出发之初尚有一定储备的西药，如碘酒、阿司匹林、奎宁等。然而，在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特别是血战湘江的巨大伤亡消耗下，这些药品迅速告罄。进入云贵川及此后爬雪山、过草地阶段，部队面对的是高寒缺氧、饮食单一、饮水不洁的极端艰苦环境。痢疾、疟疾、伤寒、回归热、下肢溃疡大面积暴发，医务人员将救治希望转向中医药这一最可及的资源。据当年红军卫生干部回忆，药品耗尽后，医务人员人手一册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带来的《中草药手册》，凭经验辨认，沿行军路线就地采挖金银花、蒲公英、马齿苋、车前草、柴胡、青蒿、大黄、黄连、麻黄、鱼腥草、牛耳大黄（土大黄）、野蒜、荠菜等。这些草药经简单晒干或鲜用，煎汤内服或用来清洗伤口。过草地时，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组织成立野菜调查小组和40余人的采摘大队，举办野菜展览，教部队辨别哪些可食、哪些有毒、哪些兼具药用。在川西及甘南地区，藏族、羌族群众为红军送来藏药“独一味”，有效缓解了大批伤员刀枪创口与跌打损伤的出血肿痛。据一位老红军回忆，中医把草根树皮混在一起捣成糊状敷在伤口，拔脓去腐再贴膏药，几天就愈合。红军过草地时，担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的董必武脚部溃烂化脓，草地寒湿令伤情恶化。随行战士曾凯旋偶然发现一种当地人叫“钻地蜈蚣”的小草，吸出脓血后将草药嚼烂敷上，董必武的脚伤竟日渐好转，得以继续行军。这些来自山川草木的救治，是中医药在民族解放征程中写下的无言注脚。

此外，在纱布绷带极度匮乏时，医务人员以蒸煮后的粗布代替纱布，以蒸煮过的羊毛代替脱脂棉，以动物油脂调制简单软膏。治疗痢疾则用锅底灰冲服。这些土办法虽简陋，却在特定条件下挽救了无数生命。除此之外，红军还用生姜、辣椒、花椒、白酒等辛温之品煮水饮用以御寒防感冒，用针刺合谷、足三里等穴位辅助治疗疟疾发热，用锅底灰合米汤止暴泻。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中医药“简便验廉”理念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

红色医官　中西合璧守住初心

长征途中，一批投身革命的医务人员，在极端困境中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守护红军将士的身体健康。其中既有科班出身的西医主动学习中医，也有传统中医参加红军，更有兼通中西的“红色华佗”。傅连暲原为福建长汀福音医院院长，1933年将医院全部器械药品捐给红军并举家参加革命，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长征中他编入左路军，三次翻越雪山草地。他本人虽然身患肺病、疟疾，仍坚持随队救治。在西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用冷敷加浓绿茶退热，用柴胡、金银花等草药煎汤控制感染发热，用拔罐、艾灸辅助恢复体力。针对长征中暴发的伤寒疫情，他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配合隔离护理，结合饮食调养，成功降低了减员率。他还在行军途中组建14人的医务训练班，白天赶路晚间授课，教战士识别草药、掌握基础护理与简易针灸。这批学员在长征结束时大多成长为红军基层卫生骨干。戴济民原是江西吉安惠黎医院创办人，西医出身。因受毛泽东感召，他于1930年加入红军，后自习中医，深入民间搜集偏方验方，采集中草药，是早期提倡中西医结合的代表人物之一。长征途中，周恩来过草地时因操劳过度突发高烧至四十摄氏度，昏迷不醒。当时傅连暲随朱德南下，未在一方面军序列。毛泽东急电将戴济民从红一军团调来。戴济民仔细诊察，结合中医辨证与西医检查，确认系积劳合并外感高热。随即组织人员在当地药铺购置药品、野外采集草药，采取中西医结合施治。中药汤剂配合物理降温与精心护理，使周恩来体温渐退、神志转清，后经数日调治基本康复。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有中医部及中医训练班。中医师庞克道随身携带九枚针灸针随军长征，以针刺足三里、合谷、大椎、少商等穴位配合草药汤剂，治愈大批患疟疾与胃肠型感冒的战士。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在长征途中患伤寒持续高烧，西医治疗未见好转。当地老中医诊断为伤寒并开具汤药，工作人员在驻地附近药铺和山中采齐草药，洪学智连服三剂后开始退烧，渐至痊愈。叶青山等医务干部在藏族地区以中医辨证结合隔离与饮食管理，遏制了部队伤寒蔓延。

民间良医　悬壶济世施援红军

长征沿途，许多开明中医被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民宗旨所感召，主动施以援手，冒着风险为红军诊病送药，献出祖传秘方，留下一段段感人佳话。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甘肃哈达铺。周恩来因长期征战、过草地受寒，肝病复发，身体极度虚弱，面黄肌瘦。身边人员请来哈达铺镇上行医数十年的老中医张炯奎。张炯奎为周恩来仔细切脉，辨为肝郁脾虚、气血亏虚兼感外邪，开具疏肝健脾、益气养血汤剂，并嘱按时服用，静养勿累。周恩来连服数剂后身体明显好转。而且张炯奎坚决拒收药资，言称“从未见过如此仁义之师，药资分文不取”。周恩来执意付费不成，遂从怀中取出一把随身携带多年的黄铜小勺双手奉上。“这把勺子跟了我多年，不成敬意，留个纪念。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不能白看病。”张炯奎见盛情难却，方才收下。1934年底，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突发恶性疟疾，寒战高热交替，原拟留守地方养病，经他反复请求才获准随军。途经湘南天堂圩时，当地一位老中医闻知红军忍着病痛仍坚持行军打仗，深受感动。老中医请耿飚到家中细查脉象，诊断为脾寒疟疾，表示愿用祖传秘方施治。方中以去头足斑蝥配桂圆肉制丸，老中医郑重告诫：“此药有大毒，服后可能脱发毁容，讨不到堂客（老婆）的。”耿飚大笑：“只要能打仗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老中医为之触动，不仅连夜为其诊治，对秘方作加减化裁以降低副作用，还将方药抄录相赠，叮嘱不可随意外传。耿飚依方配制服用后疟疾得控，得以继续率部充当先锋。对民间医家而言，家传之方往往秘不外传，老中医破例相赠，足见其对红军的由衷认同。

红军途经川北时，当地中医协助红军开办戒烟局，以红花、白芥子、茯苓等为主药研制“戒烟丸”，免费发放给有鸦片毒瘾的人群。此举既帮助他们恢复了健康，也争取了民心。在贵州遵义、云南扎西等地，城镇中医应红军邀请，或为伤员会诊，或平价售药，部分中医甚至将家中珍藏的丸散膏丹悉数捐出。在四川太平渡，中医胡大成以祖传创伤药为红军伤员治疗枪伤，疗效显著。这些民间良医的仁心义举，是中医药文化“大医精诚”传统在战火年代的闪光，也是人民群众选择跟共产党走的微观注脚。（杨小武 江西瑞金干部学院党建理论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