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唐启宋：五代十国时期的四大本草经典

历史题材剧《太平年》播出后，引起观众对五代十国这段相对冷门历史的广泛关注。五代十国时期，虽政权分立、政治动荡，但南方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中医药发展保留了土壤。这一时期的本草学家在继承唐代本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地方临床实践与中外医药交流需求，涌现出多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本草专著，不仅填补了唐代本草之后的学术空白，更为宋代本草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核心基础。其中，《海药本草》《日华子本草》《食性本草》与《蜀本草》四部著作，共同构成了五代十国本草学的主体，成为连接唐宋医药文明的关键纽带。

前蜀《海药本草》：中国首部海外药物专著

《海药本草》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和总结经海外贸易传入中国的外来药物的专属本草著作，总结了许多不见于唐本草的新增药物，填补了唐宋之间的药物研究空白，其学术价值得到后世高度认可，被宋代《证类本草》、明代《本草纲目》等权威典籍大量引用，是研究唐宋时期中外医药交流的核心文献。

这部著作的作者李珣是五代前蜀人，既是五代著名的本草学家，也是五代花间词派的著名词人。其原籍波斯，祖先在隋代就已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后唐末战乱，避难入蜀，定居于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

五代十国时期，蜀地相对而言受唐末战乱影响小，商品经济发达，为了发展割据经济，统治者重视药业的发展，蜀地成为全国重要的药材聚集地区。李珣所居住的梓州地理位置重要，盛唐时期与成都齐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是蜀中的交通枢纽和繁华之都，素有“川北重镇、剑南名都”的美誉。那时大量外来药材涌入梓州，这也使得梓州成为当时全国药材集散中心之一，吸引着包括阿拉伯商人在内的外国药商前来。同时，李氏祖籍波斯，其家以经营香药为业，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了李珣的《海药本草》。

这本著作中大多数药物是从海外传入或从海外移植到中国南方，而且香药记载较多，对介绍国外输入的药物知识和补遗中国本草方面作出了贡献。本书对药物的气味和主治也都有许多新的发现，修正了过去本草书中的一些错误，对药物的相恶相使等作用也有新的阐发。

吴越《日华子本草》：五代临床药性理论奠基之作

《日华子本草》产生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今浙江地区），是由其作者在战乱频仍的背景下整合前代本草典籍，结合当时临床实践经验编纂而成。

《日华子本草》也叫《日华子诸家本草》，其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未有定论。宋代《嘉祐本草》中记载此书为四明人（今宁波鄞州人）撰，不著姓氏，但云日华子大明，因此本草著作署名“日华子大明”，所以又有别称《大明本草》。也有学者认为，日华子系五代末宋初的炼丹和医药学家，名字叫大明，日华子是他的道号。其所著的《日华子本草》虽已亡佚，但其炼制锌黄铜（铜锌合金）的“点庚法”的要点流传后世。

此本草著作最具开创性的贡献是首创中药“六性”分类法：突破传统“四气”寒、热、温、凉的框架，将药物性味细化为凉、冷、温、暖、热、平六级，更贴近临床用药的实际需求，使药性描述更为精准。中药“六性”分类法直接影响了宋代本草著作的药性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临床用药的精准化奠定了基础。

南唐《食性本草》：南唐民间药食同源理论的集大成者

《食性本草》由五代南唐钱塘（今浙江杭州）医家陈士良（一作陈仕良）编撰。陈士良任南唐尚药局奉御（从五品御医），在战乱环境中整合唐代食疗文献完成专著编撰，其著作更贴近民间实用需求。

该书成书正值中国食疗学从医学体系中独立成科的关键阶段，与其他中医食疗著作共同构建药食同源理论体系，是研究五代南方药膳文化的核心文献。原书早佚，内容散见于后世本草著作中。

作为首部以“食性”命名的专著，其贡献体现在完善食疗专著的编纂体例，为后世相关著作提供范本。全书所列食疗的食物分为“食之宜人”“不宜多食”“不宜久食”“不宜与其他食物同食”等四大类，直接影响后世膳食配伍原则。

后蜀《蜀本草》：五代唯一官修本草，最早提出中药“十八反”

与上述三部民间本草著作不同，《蜀本草》是五代十国时期唯一由地方政权官方主持编纂的本草专著，体现了本草学从民间实证向官方系统化整理的回归。其是由后蜀蜀主孟昶命翰林学士韩保昇等医官，以唐代《新修本草》为底本，参校《图经》等文献，系统增补修订而成，初名《蜀重广英公本草》，简称《蜀本草》。

最早明言十八反的本草就是《蜀本草》，此书统计和整理了前人本草中涉及的药物七情畏恶资料，并在序例中说：凡三百六十五种，单行者七十一种，相须者十三种，相使者九十种，相畏者七十八种，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相杀者三十六种。凡此七情，合和观之。后世常说的中药“十八反”，即源于这一统计数字。

《蜀本草》所收的药物，除转录《唐本草》药物外，也收进不少新药。如丁香、马齿苋、金樱子、威灵仙、全蝎等。这些新添的药物，后来被《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等采用为正品。

五代十国时期的四部本草经典，其中三部为民间著作，一部为官修典籍，虽命运各异，但共同构成了唐宋之间本草学的关键过渡阶段。这些著作不仅在内容上继承了唐代本草的学术遗产，更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从单纯的文献整理转向结合临床实践与地域特色的实证研究，为宋代本草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它们的存在证明，即使在政治动荡的时代，中医药文化依然凭借其强大的内生动力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文明韧性传承的重要见证。（杨璞 江苏省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