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维研究的范畴之辨

贾春华（右）与郭瑨合影。

如果学界能够在中医认知过程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推进，第一步或许就是意识到“思维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张力，并以此为起点，为严格意义上的思维研究开辟更清晰的空间。

有史以来，中医思维研究，从未像今天这般繁荣。于此繁荣之下，一种困惑却在悄然蔓延。翻看讲中医思维的书，其核心章节标题往往是：整体思维、阴阳思维、五行思维、藏象思维、辨证思维……细读内容，则多是整体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的知识重述。这不禁令人困惑：这真的是在“研究思维”吗？当我们说“培养中医思维”时，究竟是要培养什么？是背诵经典的能力？是运用阴阳五行进行推理的程序？还是某种难以言传的洞察功夫？这些困惑促使我们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中医学术语境中，“思维”和“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当前的中医思维研究，究竟在研究什么？

中医思维和思想有何不同

“思维”与“思想”在日常语言中常被混用，但在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严格语境中，二者有着清晰的边界。然而，将这一区分应用于中医学时，也必须正视其限度。

假设大脑是一座工厂。思维，就是这座工厂里不停运转的生产线——是那套加工、处理、转化信息的流程和机制，包括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联想、直觉等各种心智操作。思维是动态的，是“正在进行的认知活动”。思想，则是这条生产线上最终产出的产品，以及由这些产品系统化组合而成的成品体系，包括观点、观念、概念、理论、学说等各种认知成果。思想是相对静态的，是“已被完成的认知内容”。

区分之后，必须看到二者的辩证关联。一方面，思维是思想的产床——一切思想都是思维活动加工而成的产物。另一方面，思想是思维的罗盘——一旦形成，思想就会反过来指导、约束新的思维活动，提供认知框架，充当推理前提，内化为思维习惯。

本文主张区分“思想研究”与“思维研究”，并非假定中医的思维与思想在事实上可以截然分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二者在中医传统中高度混融，在研究实践中才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区分。这不是对中医认知方式本来面目的描述，而是一种研究策略：通过有意识的区分，打开一个被既有研究格局所忽略的探究空间，揭示一个此前被忽略的分析维度。

为何在中医领域思维与思想难解难分

以阴阳五行为例。阴阳五行究竟是一套“思想内容”，还是一种“思维方式”？答案是，它很可能同时是二者。更进一步说，中医思维之所以难与思想剥离，可能与其核心认知方式——“象思维”——的内在特质有关。象思维不依赖抽象概念进行推理，而是通过意象来进行认知运作。意象本身既是一种认知工具（思维），也是一种认知产物（思想）。

中国古代认识论概念的多义性和混融性，是这一倾向的深层学术传统根源。概念混融的背后，是学科结构的现实约束。比如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的学术训练重在概念梳理、文本分析、理论建构，对于认知过程、推理机制等问题在方法论储备上相对有限。

更具结构性的挑战在于跨学科合作的制度壁垒。认知科学研究需要心理学系、神经科学实验室等机构的配合，这些资源大多集中在综合性大学，与中医院校之间存在物理、制度和文化上的壁垒。

关注思维与思想间的张力是思维研究的起点

原则：区分两种研究

首先要澄清的是，真正需要调整的，不是研究内容，而是研究的自我认知和命名方式。由此，建议建立一种学术自觉，将原先混杂的两类研究清晰区分开来：中医思想研究梳理中医“想了什么”，应当继续深入，只是可以更加准确地使用“中医思想研究”或“中医理论研究”的名义；中医思维研究（严格意义）追问中医“如何而想”，致力于揭示认知活动的过程和机制，这是目前相对薄弱的环节。二者不是孰优孰劣的关系，而是不同分工的关系——思想研究为思维研究提供基础地图，思维研究为思想研究提供认知机制层面的深化。

已有尝试：认知科学进路的现状与困难

在倡导认知科学转向之前，有必要梳理已有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认知心理学方面，出声思考法已被尝试用于中医诊断思维研究。研究发现资深中医师在信息收集策略上呈现“假设驱动”特征，知识组织方式偏向整合性的“证候图式”，而新手则偏向零散的症状-方剂对应。这些研究有一定价值，但存在样本量小、出声思考可能干扰思维流畅性、分析方法主观性较强等局限。

认知神经科学方面，已有少量脑电图和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观察中医师辨证论治时的脑活动特征。一项研究发现中医脉诊专家的脑部激活模式与新手不同；另一项研究发现中医专家与西医专家在事件相关电位成分上呈现差异。但这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实验任务设计脱离真实临床情境、难以分离特有思维与一般专家直觉等困难。

人工智能与计算建模方面，早期的中医专家系统基于形式逻辑规则，与中医实际认知过程相去甚远。近年机器学习方法虽取得一定预测效果，但“黑箱”式的不可解释性与思维研究的目标并不一致。可解释人工智能方法尚在探索之中。

已有的认知科学进路尝试，可以概括为“方向正确但积累薄弱”。需要审慎评估的是：当前面临的困难中，哪些是技术性的、可以通过加大投入逐步解决的，如样本量过小，哪些则可能是范式性的、触及认知科学方法边界的，如“象思维”是否在本质上抗拒形式化建模。这一区分本身，就是中医思维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标志。

关键哲学问题：象思维与形式化

上文提到的范式性障碍，触及了核心哲学问题：中医的“象思维”，是否在本质上抗拒形式化和对象化？

支持形式化的一方可能会指出：任何认知活动都有其神经生物学基础，原则上不存在完全不能被研究的认知过程。认知神经科学已经成功研究了许多复杂的高级认知活动，“不可言传”在人类认知中并非中医所独有。例如，品酒师的味觉判断长期被视为“只可意会”，但近年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已经揭示了其神经机制。如果品酒师的“意会”可以被科学方法研究，那么中医师的“意会”为什么是例外？

怀疑形式化的一方可能会回应：观测到相关神经活动，不等于“理解”了象思维——就像观测到诗歌创作时的脑活动，不等于解释了诗歌何以成为诗歌。中医辨证中的“意会”，可能是一种本质上是第一人称体验的认知活动，它的精要之处在于主体经验本身。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认知科学方法可能永远无法触及象思维的经验内核。

两方的争论，最终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象思维”的“意象性”经验，究竟是一种原则上可以被第三人称方法捕获的认知过程，还是一种本质上是第一人称的、其精要只能通过主体体验来通达的认知活动？这一分歧归根结底是哲学性的。本文不试图在此二说之间做出裁决。真正重要的是，中医思维研究应当自觉地将这一问题纳入自己的议程，在推进实证研究的同时保持哲学反思的张力。

展望：可能的推进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范式转型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推进。

第一，巩固基础。深化思想研究。未来的思想研究可以有意识地为思维研究提供更系统化的“认知产品地图”，为后续的认知过程研究提供更精确的切入点。第二，小步探索。扩大实证研究规模。优先方向包括开展更大样本的中医专家—新手对比研究、开发更贴近真实临床情境的实验范式、探索眼动追踪等更自然化的认知过程记录方法。第三，跨学科合作的制度化建设。在基金评审中设立跨学科中医认知研究的专门通道，在学科目录中为中医认知研究提供更明确的位置，在学术评价体系中为认知实验类研究确立合理的评价标准。第四，哲学反思的伴随与护航。防止实证研究陷入“方法论的盲目”——以为能够被测量和建模的就是思维的全部。

如果学界能够在中医认知过程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推进，那将意味着：中医教育有可能获得更具认知科学依据的训练方案；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可能在一个更基础的层面上被重新审视；中医的真正独特性——一种看待生命、处理复杂性的认知风格被深入揭示，其意义将超越中医学本身。回到当下，第一步或许就是意识到“思维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张力，并以此为起点，为严格意义上的思维研究开辟更清晰的空间。（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郭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