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医 以案示教

如果把中医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和果实。这里的根、本和主要枝干，是中医学之魂，是中医学区别于西医学的关键所在，是中医学屹立于人类医学科学之林的主体，当然也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石。

中医临床的辨证论治，即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它不仅展现了中医临床理论思维的路线、过程、结果与意义，而且也成为检验每一位中医临床工作者成熟与否的基本标准。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个人想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大夫，就必须始终坚守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思维不动摇不偏离。

柴瑞霁，山西运城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他的父亲柴浩然先生，是我学习中医的启蒙老师。柴浩然先生博涉经史子集，旁及琴棋书画，精通中医四大经典，20岁时即蜚声乡里。他仰慕先贤，尊师好学，30岁前后两次南下江苏、上海，拜访、问道于张赞臣、陆渊雷、叶橘泉、承淡安、陆瘦燕、吴考槃等中医名流。他一生学验俱丰，医德高尚，专务救治，无求于人，布衣简食，不慕浮华，终生以“百姓医、医百姓”自勉。他几次辞谢了进城工作的机会，直到被评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时，他依然是一位忙于中医临床与教育的“百姓医”。

柴浩然先生对于子女、学生关心备至，要求甚严。当年写在我们书桌前的名医名言有二。其一是，“为医者，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庶几可以自信，而不枉杀人矣”。其二是，“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至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一者是学医的要求，一者是为医的标准，其中也彰显着先生榜样的力量。出师前，他给我写下了“智、仁、勇”三个字。1978年我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研究生班时，他又给我写下引自孙思邈名言的“胆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欲圆”，饱含着他对我的鼓励和期望。至今四十多年过去，每思及此，总令人思绪万千，潸然泪下。

199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柴浩然先生为全国遴选的首批指导老师，柴瑞霁成为其学术经验继承人。其后，在中华中医药学会面向继承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优秀论文评奖中，柴瑞霁连续三年获奖。1996年，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举办的“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评选活动中，柴瑞霁荣获银奖。而面对每一次的获奖，柴瑞霁先生总是淡淡地一笑。他知道，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继承，绝非“方证相对”“方病相对”式的初级传承，而是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辨证论治思维方式和智慧的传承。他知道，评奖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性的学术鼓励，而真正的意义在于，读书与临床，应当永远在路上。今天的柴瑞霁，已经成长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了。先师倘若在天有知，一定会深感欣慰。

2000年以来，柴瑞霁曾长期担任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院长职务，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中，他依然肩负着中医临床、教学、研究第一线的工作。尤其在急性病、危重病的救治上，他经常带领青年中医参与医院住院部或ICU的部分会诊治疗，以及中医专家门诊部业务。

在我的印象中，他性格坚毅，勇于担当；为人忠厚，不尚空谈；治学刻苦认真，临床功力坚实。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他担任运城市新冠肺炎治疗小组负责人，时刻坚守在新冠治疗的第一线。该市30多例新冠感染患者的中医处方，大多出于他之手。对于新冠疫情，他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突破了常规用药框框的束缚，以辛温散寒、解表化湿为基本法则，一人一方、一时一方，药随证变、机动灵活。

《柴瑞霁中医肾病临证经验》，汇集了两代人的学术成果，时间跨度达五十余年，涉及急性肾炎与慢性肾病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其中的“以案说医”“以案示教”，将中医对肾病的治疗上升到中医理论与中医教学的高度，成为该书一个突出的亮点。与以往经验陈列式的临床报道相比，也体现了理论与临床相统一、相呼应的鲜明特色。相信在实现中医学复兴的前进道路上，该书会成为中医临床工作者喜闻乐见的一本好书。（李致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