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朱良春的医理感悟

《朱良春全集•医理感悟卷》 朱良春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今年是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逝世10周年。

良春先生平生著作甚丰，散居于各个版本。2011年起，在中南大学出版社支持下，陆续增订出版了《朱良春全集》10卷，其中包括医理感悟卷、临诊治验卷、用药心悟卷、常用虫药卷、医案选按卷、杏林贤达卷、薪火传承卷、良春小传卷、养生益寿卷、访谈选录卷等。他在诊余和繁杂的工作之间，认真收集旧作，精心校阅修订，对重要文章都写了“修订感言”。这件事，耗散了他极大的精力。他行医80余年，活人无数，著作等身，在生前亲自校订出版全集，实属罕见。

良春先生毕生遵循老师章次公的教导，“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主张“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他熟读中医经典，博采各家学说，理论功底深厚。“医理感悟”卷是中医经典与医疗实践山水相逢的一道风景，是大医精诚与神仙手眼犀光独照的绚丽火花。

英雄肝胆

对病人有担当精神

良春先生认为，医者仁也。医生对人体生命健康负有保障保护的神圣使命，对拯救含灵之苦具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内经·灵枢》曰：“疾虽久，犹可毕也。其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良春先生说：“我认为当前许多疑难杂症，特别是癌症等，我们有时是望病兴叹，徒呼奈何。事实上‘既生斯疾，必有斯药’。先师章次公先生也曾说过，‘用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病，方称得是良医’。”“如果能掌握好辨证论治的规律，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不治之症’，而只有‘不知之证’。”这样的觉悟和认知，成为朱良春毕生的思想压力和工作压力。

1938年，朱良春从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拟返乡设立诊所，开业行医，临行前向章次公老师告辞。次公先生将一方寿山石印赠朱良春，印文曰：“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良春先生对“英雄肝胆”四字，多次结合自己的临床体验作了阐发。他说，“‘英雄肝胆’，指治病要有胆识，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用大剂的要用大剂，不要优柔寡断，错失时机，当用则用，敢于承担责任，这叫英雄肝胆。”又说：“‘英雄肝胆’，是一个医生在处理急危重症、疑难杂证时的严肃态度，有果断的意志，勇于负责的精神，不患得患失，一切从有利于病人痊愈的角度出发，肝胆照人，全力以赴。”

良春先生又说：“章次公先生本人，就是一个重在胆识的人，他认为重病当用峻剂。医生对重症病人惧担责任只能开个平和方，投‘菓子药’，是没有担当的表现。孙思邈说，医生‘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次公先生对病人宅心仁厚，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敢用重剂担当危重，力挽危重。章太炎说他‘胆识过人’。”

这种当医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崇高的职业担当，彻底的负责态度，神圣的求索精神，使朱良春深受激励，感到光荣，感到人生的价值。他一辈子好学不倦，上问先贤，下访铃串，苦心积虑，求知无尽；他要求自己“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在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面前，尽心尽力，永不言弃。他对一些医生不思进取、知难而退、推诿重症、等待新药，表示不屑和不满，认为这是医道退步的反映，是医德不良的表现。这更使他的千斤重担，有了万钧的压力。

衷中参西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医界的先辈在新旧交替之时，不断探索中西交流、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之路。章次公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良春先生解释说：“发皇古义是继承，融会新知就是创新。”“要搞好继承，不能丢了传统，不能走了样，不能用西医的标准评价、取代中医。中医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标准。当然，中医事业也是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事业，只有创新才能与时俱进，也才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

良春先生的入门之学，首先朝拜孟河祖师马惠卿，接受的是老派跟师教育。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斯时，十里洋场，熏风拂面，海派中医，时领风骚。但医林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皇古融新,衷中参西，应是主流意识。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歧视中医的政策受到批评，中医进入医院，国家兴办了中医研究院和一批中医大学，进一步要求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种新医学，既高于中医，亦高于西医，是未来世界统一的高级医学。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朱良春作为中医新秀，担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聆听教诲，深受鼓舞，于是在1962年第3期《中医杂志》上，发表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讨”一文，作为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补充。

朱良春在文章中说：“中医的‘辨证论治’是针对机体各个部分以及整体的主要功能状态与病理活动，给予综合性的评定，提出恰当的处理，也就是根据病情，运用四诊八纲，结合病因，加以归纳、分析，区别证候的属性，辨识邪正的盛衰，推测疾病的转归，从而确定治疗原则与具体治疗措施。西医的‘辨病论治’则是在寻找病源、明确诊断的基础上，针对病源用药的。证候是疾病反映的现象，疾病是证候产生的根源。因此，‘证’和‘病’是一种因果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个人认为，否定或者肯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而两者结合，则是创造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途径。”并说，“我所提倡与强调的‘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精神’，不仅是‘合于时务’的务实之举，也是先师章次公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和‘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2006年，朱良春在重审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写了近3000字的“修订感言”，对“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历史背景、时代意义和来龙去脉，作了新的评估和认定。他说，“这篇文章发表于44年之前，历史唯物地看，应当说起过不小的积极作用，至今仍然是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主要方法。但是，在具体理解、具体运用这一方法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评价它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这才是认真负责的做法，也必将对于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良春先生接着说，“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而且，中医和西医毕竟属于不同的学术体系，中医学在充分了解了西医学的长处之后，也充分认识到了西医的局限。……如果仍然强调在西医的病名之下再行辨证，中医学术的独立地位就会受到影响。更有甚者，不少人把患者分成几个证型，每一个证型对应一个处方，只要主症加次症等于某种证型，就机械地始终使用一个处方治疗，不许随证变化药味。为追求统计学意义，削足适履，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坚持中医特色，把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病活法庸俗化、机械化，变成僵死的教条，背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势必会失去中医的特色与优势，造成学术萎缩。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防止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引入歧途。”

之后，良春先生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振兴中医，必须回归中医，坚持中医理念，以中医经典为指导才行”，并多次论述辨证论治的重要意义，对“四诊合参”特别是望诊和脉诊、药物归经、复方组合等等的学术价值，都反复做了论述。2013年，他在《掌握中医精髓，破解疑难杂症》一文中，总结了两例“血紫质病”的治疗经验。“血紫质病”乃临床少见的血液系统新陈代谢障碍性疾病。他说，“我从医70多年，仅偶遇此2例。我原不识此病，一例为脾肾阳虚，一例为肝肾阴虚，证型不同，但凭辨证论治，均获痊愈。证明辨证是首要的、绝对的，辨病仅供参考。”并全面地表述了他晚年的医理感悟：“中医药现代化的模式，应当是‘继承、发扬、渗透、创新的结合’，也就是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保持原有的中医基础和临床应用特色，充分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包括与之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成果，以达到创新的目的。”

朱良春是我国第一批30名国医大师之一。正如人们所公论的那样，他是一位僻居地市一隅却名闻天下的中医大家。他一辈子勤求古训，一辈子锐意创新。他临终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的碑林题写了一首诗，诗曰：“读书以明理，勤学为致用。矢志兴岐黄，共圆中国梦。博观而约取，厚积宜薄发。法古不泥古，师心勿蹈迹。求新不求奇，思变不思邪。继承需发扬，厚古不薄今。尽心宜尽责，善始需善终。知足多常乐，互尊意更浓。”

他自称“此愚之治学为人之道”，实际上也是他“医理感悟”的全面总结。（诸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