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硝烟中的杏林担当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的艰苦历程，我们缅怀先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抗战时期，当西药年缺口达90%时，中医药人以“草根树皮”为武器，书写“医药报国”传奇的历史，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了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出征：民族危难中的中医药担当

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中医诊所成为地下抗战的重要节点。北满特别区密林深处“明久乡”纪念的英雄也在暗中为抗日战争贡献着中医药的力量，中医烈士姚明久自幼学习医术、练习武术，抗战期间多次秘密为抗战军民提供中医治疗，悬壶煎药。1931年在战乱中不幸肺部受伤，为了节约药品，他拒绝使用麻药，后因伤势过重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成立北满抗日救国总会金山分会，以行医为掩护，一边治病救人一边传递重要情报，最终因叛徒告密而牺牲。

与他同样的中医英雄还有曾化名“刘寿华”的中共隐蔽战线特派员仲国鋆，1939年5月，仲国鋆奉“民抗”司令任天石之命，以家乡的“半半诊所”为依托，以行医为掩护，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建立了“民抗”司令部的第一个情报联络站。随后，仲国鋆创造性地使用家乡方言作为秘密暗号传递信息，并开设了更多诊所。地下工作者们多次伪装成医护人员，以诊所为掩护，不惧生命危险，致力于情报收集，协同作战，在隐蔽战线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许许多多的中医英雄们在烽火硝烟中，不仅履行着医者救死扶伤的天职，更承担起战士保家卫国的责任。他们以中医药为武器，与敌人斗智斗勇，展现了中医人的担当和智慧。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医药成为了抗战军民的重要依靠，不仅为抗战军民提供了宝贵的医疗服务，更为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战地救护：中医外科的实战奇迹

日本侵华后，东三省迅速沦陷。中医药人选择了以医药报国，各地的中医自发地成为了抗联战士们的救助者，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他们携带着世代相传的药方，深入山林采集草药。通过运用中医药知识和民间疗法，他们制成了膏药、药粉等，为伤病员提供口服和外用的治疗。

在战争中，中医药和民间疗法展现了非凡的效力，例如，使用干茄秧和艾蒿熬制的水洗冻疮，效果显著。1933年，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议周保中在战斗中遭遇伏击，腹部中弹，肠子外露。随行的胡仁同志依据清代赵濓所著《伤科大成》中的记载：“伤破肚皮，而肠脱出者……封金疮药，贴活鸡皮，加布扎好，服通肠活血汤”，利用鸡皮对周保中的伤口进行治疗，结果恢复情况良好，未发生感染。这一事件不仅证明了中医外科技术在实战中的有效性，也展示了中医药在极端条件下救治重伤员的能力，让中医世代相传的有效经验和古老智慧在战地救护中大放异彩。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家开始大力吸收中医药人员参与战地救护工作。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州等地纷纷响应号召，成立了中医药“救护团”，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百姓，收容治疗前线伤员达数千人。在这些中医药的救护实践中，展现了中医药学的社会价值和抗战价值。

在后续的战地救护中，中医全方位地参与了抗战的前后方工作，形成了独特的中医救护体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增设战伤课程，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因其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而受到赞誉，成为战时的教材；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了“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霍乱、痢疾等疾病制定了中医方药，并广泛印发，为防疫工作作出了贡献。

此外，中医外科在战地救护中还发挥了重要的防疫作用。在战争期间，由于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传染病在军队中肆虐。中医人通过熬制草药、熏蒸消毒等方式，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蔓延，为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医外科的实战应用如同一束光芒，照亮了伤病员们的希望之路。在战地救护中，中医外科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面对复杂多变的战争创伤，中医人们运用针灸、推拿、草药等多种手段，为伤病员提供了全面而有效的治疗。他们不仅治愈了伤病员的肉体创伤，更用中医药的温暖和力量，抚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在中医药的庇护下，许多伤病员得以重返战场，继续为抗战胜利而奋斗。

合作：跨越阵营的中医药共识

抗战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军中设立中医治疗所，并且军队以高薪聘请优秀的针灸人才，为前线军官治疗伤病。为解决药材短缺的问题，他令军需处成立中药供应社，让战工会负责采购，又成立中药制造社，期望“确保今后药品的质好价廉，更进一步改良中药增进效用”。

与此同时，朱绍良在西北的探索揭开军政界认知转变。1940年8月，他接受命令突击考察医院时主动提出“加入考察国医馆一项，即中央国医馆甘肃分馆”，参观时提出要用中药大量替代西药，同时推行中西医结合使用，提高临床疗效。朱绍良还嘱咐柯与参和省卫生实验处及省属医院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提出意见与实施办法，写成材料上报。这对于后续中医药相关政策的制定和颁布都有推动作用。

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开创了另一条军用中医药的道路。1938年陕甘宁边区成立的保健药社，极大地解决了边区军民的用药困难问题。更值得称道的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先进开明的中西医合作模式，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曾记录，他们用针灸代替吗啡为重伤军员止痛治疗，成功率很高。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亲自参加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当时延安正暴发疫病，毛泽东同志重点谈到了卫生工作。他首先对中医西医不团结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中医西医）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接着他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进而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的思想，为建国后中西医结合政策埋下伏笔。

这段国共合作抗日历史进程中无论国民党基于实用主义的制度设计，还是共产党立足群众路线的改造创新，都印证了中医药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超越党派分歧的顽强生命力。（周品屹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徐蕾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