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仁筑根 岐黄薪传

1956年7月，在国家扶持中医药事业的时代春风中，浙江省卫生厅牵头成立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为浙江中医药科研事业的启航奏响序曲。筹备地址落定于杭州市教仁街15号（原浙江省卫校旧址）。这片占地约五千平方米的院落，统筹划拨给中医研究所、药品检验所及中药配方部三家单位共用，办公楼与宿舍楼错落排布，礼堂、煎药房、仓库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研究所西侧的教仁街45号，是新组建的浙江省中医院（前身为浙江省杭州医院），研究所人员与中医院食堂搭伙而食、守望相助，医研相依、资源互补，为后续事业的深耕厚植埋下了坚实伏笔。

教仁街15号三层办公楼庄严肃穆，浸透着求真务实的治学之风；南侧一栋缀以雅致小花园的二层小楼，便是汇聚四方贤才的居所。潘澄濂、王宇高、周岐隐、宋鞠舫等中西医及药学翘楚，怀揣着振兴中医药的赤诚之心，摒弃纷扰、齐聚于此，以毕生所学赋能初创事业；从抗战军队转业的隋玉清同志，秉持严谨务实的作风执掌行政要务，为科研工作保驾护航、筑牢后盾。一众业界精英各展所长、同心共济，不仅为研究所筑牢了坚不可摧的人才根基，更让教仁街这片土地，早早浸润在岐黄文脉薪火相传的浓厚学术氛围之中，成为浙派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印记。

教仁街15号院落内生机盎然、步履不停，形成协同办公格局——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浙江中医杂志编辑部与浙江省卫生厅药品检验所各司其职、互为支撑。研究所组织架构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图书室、文献资料室、临床研究室、生药研究室等科研科室相继设立，植化、生理等专业实验室同步组建，开设癌肿、肝炎、肾炎专科门诊及针灸门诊，实现了科研探索与临床诊疗的深度融合。1956年12月31日，研究所人员规模已达43人，行政干部、中西医医师、技术人员与工友配置科学合理，一支精干务实、锐意进取的中医药科研队伍初步成型，形成浙江中医药事业的早期主力军。

1957年，研究所历经数轮打磨完善，敲定成立方案第五次修正稿，明确所长办公室下设内科（含内、妇、儿三科）、伤外科（含伤外、眼科）、针灸科（含针灸、气功）、中药研究室、文献资料研究室等核心科室，职能划分愈发清晰，科研体系日趋规范成熟。

1957年7月，浙江省卫生厅正式下文，确定核心人员任职：副所长潘澄濂兼任内科研究室主任，章松英出任伤外科研究室主任，汪良奇执掌中药研究室，王宇高领衔文献资料研究室，楼百层主持针灸研究室工作。研究所业务范畴涵盖理论文献整理、临床诊疗研究、中药研发、医疗器材及中医教学等多个领域，各项工作有序铺开，这份坚实的筹备根基，不仅为浙江中医药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蓬勃动力，也为《浙江中医杂志》的创刊与研究所的正式成立铺垫了坚实道路。

杂志创刊：文脉永续杂志先行

在研究所紧锣密鼓筹建、筑牢科研根基的同时，承载中医学术传承与传播使命的杂志亦同步酝酿，成为赓续浙江中医药文脉的重要纽带。1956年2月，浙江省卫生厅盛邀绍兴名中医曹炳章履职，聘任其为名誉总编辑，以大师的卓著名望与深厚学术积淀，为杂志擘画蓝图、奠定根基，正式出版发行。

曹炳章14岁随父迁居绍兴，入中药铺习业，师从名医方晓安七载，潜心钻研、尽得真传，于药香医理间筑牢治学根基。1902年曹炳章悬壶济世，以仁心仁术护佑乡邻安康；1908年与何廉臣等同道贤达创组绍兴医学会，编撰《绍兴医药学报》，为浙地中医药学术交流播撒火种；1913年，再与何廉臣携手创设和济药局，亲自主持日常事务，刊行《医药学卫生报》，更以身作则考正传讹药品、改革不良炮制、订正丸散方书，以实干笃行诠释医者担当。1929年，面对中医事业的艰难处境，他受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等机构推派，远赴上海参加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号召的声援大会，被推举为名誉理事，为中医事业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他毕生嗜书如命，潜心搜集历代医学古籍达3500余种，其“集古阁”藏书楼享誉业界，成为浙地中医药文献珍藏的重要阵地。1935年，上海大东书局将其珍藏的历代医学古籍精心编纂为《中国医学大成》，为中医药文献的系统传承留下不朽瑰宝。1956年2月，曹炳章应召赴杭任职，遗憾的是，同年3月5日下午7时，先生因旧病复发在绍兴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9岁。临终前，他仍心系中医药事业，嘱托家人将毕生珍藏的古籍悉数捐赠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同年5月，浙江省卫生厅正式批复《浙江中医杂志》创刊，由潘澄濂兼任副总编，董浩、魏治平担任专职编辑，一支兼具学术素养与编撰能力的专业团队就此组建，接续曹炳章遗志，以笔墨为载体传承岐黄文脉，让这份学术火种在教仁街生根发芽。

1956年12月《浙江中医杂志》试刊号。

1956年12月，《浙江中医杂志》（月刊）试刊号如期付梓。刊物荟萃杨源时、潘澄濂、沈仲圭、何任、史沛棠等20位业界名家的学术力作，凝聚起浙江中医界的智慧结晶，一经问世便备受瞩目、广为流传，成为学界交流探讨、薪火传递的重要平台。1957年1月起，杂志特设经典解读专栏，连续刊载王宇高、何任、高德明、潘澄濂四位医师精心编撰的《内经》《金匮》《本草》《伤寒》四大经典通俗讲稿。四位学者深耕中医领域多年，治学严谨、临床精湛，以深厚学养为基，其文稿兼具学术高度与实用价值，用深入浅出的笔触解读千古典籍，化晦涩医理为通俗箴言，专栏刊发后广受读者赞誉，成为杂志早期的标志性内容，为杂志增色良多、添彩添辉。

1960年，随着研究所并入浙江医科大学，《浙江中医杂志》于7月暂停刊行，与《浙医学报》合并为《浙江医学》，暂时告别了专属中医的学术阵地。但业界同仁对中医传播的坚守从未停歇，对学术传承的热忱从未消减。1963年，在众人的殷切期盼与不懈奔走下，《浙江中医杂志》得以复刊，编辑工作主要由董浩、魏治平二人悉心肩负、勉力支撑。因彼时特殊环境，稿源相对匮乏，杂志由月刊调整为双月刊，篇幅虽减，初心不改，编辑团队始终坚守学术底线，精心遴选稿件、深耕内容质量。

1966年8月《浙江中医杂志》停刊，达八年半之久，1975年复刊，改名《浙江中医药》，1979年9月5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同意《浙江中医药》从1980年起恢复《浙江中医杂志》原名，1980年，浙江省卫生厅同意“浙江中医杂志编辑部”改为“浙江中医杂志社”，董浩任浙江中医杂志社主任，人员陆续增加，计有薛盟、方春阳、吕志连、俞中元、徐树民等，增设了编务室。1980年12月，《浙江中医杂志》增出《气功》杂志。1984年，吴伯平接任主任。1985年7月，陆拯调入杂志社，任副主任。1986年，《气功》杂志改为月刊，至1988年发行量已达50万册。1994年7月，《浙江中医杂志》评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1997年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份在困境中的坚守，不仅延续了曹炳章先生的遗志，更与研究所的科研传承同频共振，为后续事业的复苏与发展留存了宝贵的学术基因。

正式成立：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名家云集

历经两载筹备，薪火渐成燎原之势。1958年1月，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办公初址扎根浙江省杭州市教仁街15号这片沃土，承接前期筹备的坚实积淀，以初心赴使命，开启浙江中医药科研事业的崭新篇章，也为浙派中医药的传承发展树立了重要里程碑。研究所初期业务布局精准务实，设有临床、中药、文献资料三个研究室，配套生理、植化两个专业实验室，行政层面暂不设细分科室，以高效协同之姿，推动各项科研工作落地生根。

据档案资料记载，1958年研究所组织编制核定为42人，队伍架构精干完备、权责清晰，尽显初创时期的务实之风。其中涵盖业务所长、业务副所长、行政副所长，配备秘书及会计；文献资料室设王宇高等中医师2人，专攻古籍整理与学术积淀；中药研究室由汪良奇担任主任，下设生药组、植化组、剂改组，配备技术人员、药师、药剂士，深耕中药研发与炮制革新；临床研究室分设内、外两组，含中医师3人、西医师2人、针灸中医师2人，坚守诊疗一线、积累临床经验；生理实验室配备西医师、技术员，夯实实验研究基础；另有3名后勤人员保障日常运转。一支专业过硬、分工明确的科研队伍已然成型，为后续发展筑牢根基。

研究所领导班子阵容雄厚，由享誉浙派中医界的史沛棠出任所长，潘澄濂担任副所长，隋玉清、王纯一、薛春荣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以领军者之力，引领研究所在中医药科研的道路上稳健前行。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史沛棠。

史沛棠，1894年生于浙江德清武康上柏，15岁便拜名医姚耕山为师，潜心研习医理方药，寒来暑往间尽得师门精髓，19岁便返乡悬壶，以仁心妙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毕生践行岐黄之道，在浙北大地播下医者仁心的种子。1914年，武康地区时疫肆虐，病症奇特，似痢非痢，伴身热下利、粪便发黑等症。彼时医者多循常规以清热导滞之法施治，却收效甚微，疫势一度蔓延。危急之际，史沛棠沉心静气、博采古籍精华，参照《类证活人书》中“三阴自利外，其余皆是阳证”的论述，独辟蹊径采用犀角地黄汤加味辨证施治。其顾及贫苦人家无力购置犀角这味贵重药材，以升麻替代，竟获奇效，成功遏制疫势。经此一役，史沛棠医誉鹊起，远近患者纷至沓来，成为浙北一带家喻户晓的良医，其辨证施治、体恤百姓的医者风骨，也被患者铭记。史沛棠不仅临床精湛，更心怀传承之志，毕生致力于浙派中医药的弘扬与发展。1939年，他迁居杭州法相巷开业，创办杭州六通中医疗养院，为病患提供诊疗与休养之所，让中医诊疗理念惠及更多民众；1952年，又会同叶熙春、张硕甫等杭州名医合资创办广兴中医院（即今杭州市中医院），汇聚业界力量筑牢浙派中医诊疗阵地，为杭州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1958年，史沛棠出任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以深厚学养与远见卓识擘画研究所发展蓝图，引领团队深耕科研、坚守临床；1960年研究所并入浙江医科大学后，他再兼浙江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院长，一身双职扛起科研与教学双重重任，为浙江中医药人才培养与学术深耕倾注毕生心力，成为浙派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奠基人。

1960年4月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全体职工合影。

在史沛棠的引领与擘画下，研究所行政层面设立党支部与所部办公室，下设临床、中药、文献三大研究组，形成“临床诊疗、实验探索、文献整理”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三项核心业务并行推进、深度融合，让科研工作既扎根临床实践、回应民生需求，又注重理论积淀与技术突破，为研究所的长远发展筑牢了方向根基，也为浙派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指明了路径。

1959年，在史沛棠的统筹规划下，研究所组织编制进一步优化，学科配置更趋合理，科研实力持续提升，形成了中西医互补、多学科协同的科研格局。科室设置同步完善，新增图书室、剂型改革室，保留原有各研究室与实验室，同时持续开设癌肿、肝炎、肾炎专科门诊及针灸门诊，实现科研与诊疗服务的无缝衔接，让学术探索始终贴合临床需求、惠及民生。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所已将浙江中医杂志编辑部、图书资料室及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统筹整合，形成学术传承与传播的传统，既接续了曹炳章的文献守护之志，又响应了史沛棠的传承理念，让教仁街的学术薪火代代相传，为研究所的后续发展和中医文献学学科筑牢了文脉根基。

1960年5月，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浙江省卫生实验院、浙江省中医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单位并入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医学科学院，原中医药研究所的中药学部分、卫生实验院药物组、医大药理考研组成立了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和浙江医学科学院药学研究所。原中医药研究所的中医部分与中医学院对口，院所合一。

1960年，薛春荣、周岐隐、史沛棠、蒋宗瀚、潘澄濂、宋鞠舫在浙江中医学院。

岐黄薪传：谱写浙江中医药研究篇章

1963年12月30日，浙江省卫生实验院、浙江中医学院、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中医研究所从浙江医科大学划出，由浙江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彼时，浙江省中医研究所仅存十余人，中药标本与仪器设备大多散失，科研工作基本陷入瘫痪状态，管理层面仍隶属于浙江中医学院。

1970年2月，浙江中医学院与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再度并入浙江医科大学，研究所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中医研究所，其门诊部被撤销。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研究所出现研究工作与临床医疗脱节的问题，无法承担全省中西医结合的指导职责。1973年11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发文，同意恢复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建制，归浙江省卫生厅领导。

1974年1月，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启动筹备工作，筹备组组长为于诗俊，副组长为潘澄濂、陈际隆、王纯一等；业务科室设置包括临床研究室（涵盖内、外、妇、儿、伤科等方向）、文史资料室及刊物编辑室等，教职工共计35人。筹备及初期运营阶段在原浙江大学旧址办公，且与浙江中医学院保持密切协作关系。

1976年，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启动科研楼建设项目，选址于杭州市天目山路26号，即现址为天目山路132号。1980年，总建筑面积达10236平方米的科研大楼及辅助用房竣工，研究所整体搬迁至新址；同年，经浙江省卫生厅批准，恢复“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名称，1989年更名为“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从1956年筹备启航，到1963年划出建制、陷入低谷，再到1973年恢复重建、逐步起步，1980年迁址更名、稳步发展，历经多年建设与发展，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的综合实力稳步提升。1998年，在全省130所省市二级科研机构综合绩效评价中，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位列第3位；在全国42所省级及省级以上中医药科研院所综合实力评定中，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跻身一类院所并位居首位，彰显了其在中医药科研领域的突出实力与行业影响力。2000年7月，机构重组，组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保留“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牌子，研究院续写中医药研究新篇章。截至2026年，已承担20余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先后研发包括精制抗蛇毒血清、艾叶油、中药光敏剂、生血宁片等在内的多项重大科研成果，累计推出20多种中药新药，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荣誉。主编出版《医方类聚》《脉学类聚》《医案类聚》《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续编》《中华医藏·丛书卷》《浙派中医丛书》等学术专著300多部。七十载风雨兼程，七十载薪火相传，七十载砥砺奋进。这一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不仅记录了省级研究院的坚守与奋进、挫折与辉煌，更折射出浙江省中医药事业在曲折中前行、在创新中发展、在传承中升华的时代轨迹。（江凌圳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文献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