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体内运气的辨治思路（下）

中医推演理论

与运气理论相似，以日期或日数推算为基础的中医疾病理论在中医经典中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素问》《灵枢》和《伤寒论》。如《伤寒论》的六经传变：“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伤寒一日，太阳受之。”“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伤寒论》的六经传变与《素问·热论》一脉相承：“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

《伤寒论·伤寒例》亦云：“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夹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

与运气理论一样，它们都是基于日期、日数的推演，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医推演理论。

中医推演理论在《黄帝内经》中还有不少，如《灵枢·病传》：“黄帝曰：大气入脏，奈何？岐伯曰：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发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发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肾，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病先发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发于胃，五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病先发于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肠，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早晡。病先发于膀胱，五日而之肾，一日而之小肠，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诸病以次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间一脏及二三四脏者，乃可刺也。”

这种中医推演理论在临床中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吗？《伤寒论》载“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真的会十二日愈吗？若如此，《伤寒论》也不用写这么复杂了，按照日期推算就知道什么是太阳病、什么是少阴病，张仲景也不会说“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了。但为什么张仲景还要写这些呢？其实这源于我们对五运六气等中医推演理论的误解。

疾病的发生常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如气候、体质、情志、饮食等，往往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复合甚至复杂的因素交织而成。然而，在研究疾病时，我们通常采用逐一分析的方法，例如专门研究外感病等。而中医的推演理论，如五运六气、六经传变等，则属于从单一因素出发、探讨疾病发生规律的理论体系。

从单因素研究的角度看，无论是五运六气还是六经传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运气学说研究了“五运六气”这一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由此建立了关于气候与疾病的“理想模型”。这是一个排除了其他因素干扰的单一因素模型。显然，运气七篇正是意在阐述这一理想模型。同样，《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中的六经传变学说，也是一种单一因素的理想模型。

诚然，疾病的发生往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对单一因素的研究仍有其必要性与价值。这正如物理学中的定律：在不受任何外力（如摩擦力）作用的理想条件下，物体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现实中虽不存在完全无干扰的环境，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这一定律的理论意义。更何况，运气学说与六经传变学说并非纯理论推演，而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描述的规律在临床实践中亦有可能实际发生。

实际上，《黄帝内经》与《伤寒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例如，《素问·热论》云：“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伤寒论·伤寒例》亦云：“其不两感于寒，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其意是说，在既无两感、亦无异气、也不传经，即没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仅考虑单一因素，便会呈现七日巨阳病衰、八日阳明病衰的演变规律。

但如何处理临床上的多因素混杂呢？张仲景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伤寒论》既说了“伤寒一日，太阳受之”，也说了“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既说了“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也说了“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既说了“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也说了“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因此，当只有单一因素时，这种传变规律是对的，当有复杂因素时，张仲景给的方法就是“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对运气理论的认识和应用亦应如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运气学说在临床应用中有时有效、有时无效。当疾病的发生仅由运气因素所致，或运气因素居于主要矛盾地位时，应用运气理论往往有效，中医推演理论亦是如此。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运气学说本身，而在于我们的认识——运气七篇所构建的运气理论，本质上是一个仅与运气因素相关的疾病与气候理想模型。

天地人三才病因论

疾病的发生常涉及天、地、人三个因素，笔者称之为“病因的三才制宜”。三才即天、地、人，疾病的发生往往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天”的因素包括五运六气、二十四节气、气候等。

“地”的因素，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载：“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这就是地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人”的因素包括情志、饮食，乃至风俗习惯、卫生习惯、遗传等，甚至还包括医源性的误治。不仅人体的疾病如此，气候变化亦然。运气七篇虽根据天干地支推算，详细描述了气候的变化规律，但某一地区的气候或天气变化，除运气因素外，显然还受地理因素影响，如平原、山区、高原、水泽、海洋、森林等，更不用说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了。这些都是单纯依靠干支推算的五运六气所难以涵盖的。

疾病的发生，通常是天、地、人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其中某一因素有时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当某位患者的疾病中，运气因素恰为主要因素时，应用运气理论便会有效。然而，若认为运气理论仅在运气因素作为主要因素时才有价值，那便小看了它。这也正是笔者提出“人体运气学说”的缘由所在。

人体内运气学

中国古人认为人体是个小天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

天地间有五运六气，那么人体这个小天地是否也有其自身的五运六气？人体以五脏为核心，内具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即生、长、化、收、藏五气。五气之太过、不及与平气，不正是人体的五运吗？人体亦有六气，即内风、内寒、内暑、内湿、内燥、内火，与人体的三阴三阳相对应。那么，人体五运六气的运行规律，是否可以仿照、运用并借鉴天地五运六气的运行规律呢？《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朦昧，心痛暴瘖，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髋髀如别。”

通过干支推算，可以知道某一年是火运不及或木运太过，进而了解该年的疾病特点。反之，通过患者的疾病特点（如上所述），也可以反推其病机为火运不及或木运太过，而无需经由干支计算。究其原理，外运气影响人体后，在人体内形成了与外运气一致的气化格局，才会出现相应的人体表现。笔者将人体内的这种内运气格局称为“人体运气”或“人体内运气”。

当影响人体的因素不止外运气一个时，人体的内运气格局便成为包括外运气在内的、所有三才病因（即全部病因）所致病机的总和。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人体的内运气——这正是“人体运气学”的核心内涵。它并非仅关注外运气这一单一因素，而是以人体为中心，在“人体是小天地”这一前提下，构建了人体内运气的完整理论。

在临床实践中，把握人体内运气的方法在于观察“疾病之象”，而非依赖干支计算，即所谓“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其实运气七篇已经构建了疾病之象与内在五运六气的关系，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瘈，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慄，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其中，心、肝、脾、肺、肾即是五脏之五运，风、寒、热、湿、燥、火即是人体内在的六气，上、下则是人体的司天、在泉。病机十九条说的就是人体的五运六气。

本质上，五运六气之间的关系与变化，就是五行的生克；而人体疾病的变化，同样是五行生克的结果。因此，二者可以相互贯通。然而，当今中医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运用五行理论认识与治疗疾病的能力。相比之下，运气理论正是以五行理论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典范，它极大地丰富了五行生克的内涵，不仅包含生克，还涉及承、制、胜、复，以及太过、不及、平气等范畴；尤为重要的是，运气理论引入了主客加临、上下（司天、在泉）等概念，使五行生克的运用更加深入、精细。此外，运气理论还为这种细致而丰富的五行关系提供了30或60种病生理模型，并配套相应的治则治法。这正是五运六气理论的核心价值所在。

治则治法举例，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载：“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

而《三因司天方》又提供了有效的方剂。

以干支为基础的运气理论（可称之为外运气）建立了30或60个疾病表现和病机的范本，为人体的运气（可称之为内运气）变化提供了模型。有了这个范本，只需根据临床之象，辨其规律，其“象”表现为哪一个干支纪年下的运气格局，即可以参考此格局作为人体气机变化的格局，这就是人体的五运六气格局。

正如《儒门事亲》所载的：“病如不是当年气，看与何年运气同。只向某年求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所谓“看与何年运气同”，即通过患者的临床表现，推断其人体内的运气格局，再看其与哪一干支纪年的运气格局相符。“只向某年求治法”，即采用该年运气格局所对应的治则治法进行治疗。那一年的运气格局与规律，为研究相同或相似的人体内运气，提供了范本与模型。这才是研究五运六气学说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清代医家吴达曾言“因病以测岁气”，而非“执岁气以求病”。所谓“因病”，即依据疾病的临床表现；“以测岁气”，所测本质上已是人体的“岁气”了。外运气需通过干支纪年来确立，当有其他因素混杂时，单靠干支纪年的运气分析便难以全面。而人体的内运气，则是人体中所有因素的总和，可将其归纳为人体的五运六气。

将基于干支推演的运气运行规律及其相应的治疗方法，应用于人体的五运六气之中，为人体疾病的治疗提供规律性的认识与方法，这便是“人体运气学”。《周易》创立64卦、384爻，为天地人文的运行变化提供了模型与范本；而五运六气学说亦为人体建立了30、60乃至180、360个病生理模型。因此可以说，运气学说即是中医的《周易》。诚如《伤寒论》序所云：“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运气七篇通过干支推算确定五运六气格局，并以此推导出人体疾病的临床表现。而人体运气学则反其道而行之：根据人体的疾病表现，反推人体内运气的变化，从而明晓其病机，确立治则治法。天地自然有五运六气——外运气；人体作为一个小天地，亦有其五运六气——内运气。天人相应，内外相应，故外运气的格局与规律，便为人体内运气提供了范式。因此，运气学说的价值，更在于研究这种范式的规律及解决方案，并将其应用于人体。陈无择《五运时气民病证治十方》与《六气时气民病证治六方》所载之16方，即为这一应用提供了16个治疗典范。

总之，研究五运六气，最重要的不是其推算，而是其理。天人相应，天地的五运六气对应人体的五运六气，故天地五运六气之理，亦可用于阐释人体五运六气之理。人体的五运六气涵盖了人体所有因素，自然也包括天地运气对人体之影响。研究每一个干支下的运气格局，即为人体内运气的变化建立了模型。“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不计较于干支推算，而以人体运气之象应之，观其象以明病机，病机定则法生，法生而方药成，此乃人体运气之道。（张东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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