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坚守，为中医药事业著春秋

书架上的《中国中医药年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供图

1983年，时年67岁的国医大师邓铁涛，在接到一部书的编委会邀请时，停掉了手中所有的门诊，并自掏腰包购置了一张绿皮火车票，从广州奔赴上海。有人劝他：“您是泰斗，挂个名就行，何必亲力亲为？”他说：“这书是给后人看的，半点儿虚的都不能有，糊弄后人，就是毁中医自己的根！”

这部书，正是创刊于1983年的《中医年鉴》（1989年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年鉴》，下称《年鉴》），它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反映中医药事业进展的综合性、史料性工具书。

“《年鉴》自1983年创刊以来，始终承担着存史鉴今、资政育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侯卫伟表示，《年鉴》是记录中医药事业发展历程、展示中医药学术成果、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医药临床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再难，也要给中医留本家底册！”

走进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大厅的书架，《年鉴》静静躺在木制书架上，仿佛诉说着中医药的厚重历史。

曾经，中医药老专家的手稿散落民间，有的被虫蛀，有的被遗失；老中医的毕生经验，只靠口口相传，说一句，少一句；全国上下，竟找不出一份完整的行业台账。

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吕炳奎拍了板：“再难，也要给中医留本家底册！”

没有经费就大家凑，没有模板就自己摸索！于是，一群人挤在上海中医学院一间逼仄的小屋子里，几张掉漆的旧桌，一部摇不动的老式电话，几盏昏黄的台灯，就这样，开启了一场长达43年的坚守。

最初的《年鉴》编委会中，有吕炳奎、魏福凯、金寿山、邓铁涛、顾伯华、张镜人、张伯讷、李克光、董建华、王玉川、方药中、江育仁、万友生、潘澄濂、施奠邦、黄星垣、侯占元、张学文、肖敏材等中医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2003年起，《年鉴》分为行政卷和学术卷，行政卷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承办，学术卷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承办。

《年鉴》编委会成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肖敏材回忆，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群发邮件，自己就手写征稿信，整整写了几百封，寄往全国的中医院、科研所。信里没有一句空话，只写着：“麻烦您把手里的临床笔记、行业数据整理出来，咱们一起，给中医存个史。”

《年鉴》的创刊，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中医药事业从此有了编年史。

“不问职位，不问职称，只讲工作”

《年鉴》编委会成员、深圳市名中医朱锦善回忆：“我是1987年正式进入《年鉴》编委会的，是由中医儿科泰斗江育仁先生推荐并得到批准的。当时与我一同进入编委会的，还有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熊大经，我们俩是编委会中年龄最小的。第一次参加编委会时，编委会领导特别要求我们要为《年鉴》工作30年，而今这位领导也已故去，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至今已在《年鉴》工作39年了，并且还将继续为《年鉴》事业工作。”

《年鉴》编委会成员、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熊大经回忆：“我是以副教授职称进入《年鉴》的。在这个国内知名专家教授云集的集体里，我等年资低、职称低、水平低之‘三低’晚辈，只有诚惶诚恐地拜在前辈们的面前虚心求教。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前辈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他们大都和蔼可亲、学识渊博。在《年鉴》工作的时间里，我等‘三低’小辈们向前辈们学到了一辈子难忘的知识和处事之道。同时我们也从《年鉴》集体照中站在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在《年鉴》编委中也由‘三低’晚辈变为‘年龄老’‘资历老’‘相貌老’的‘三老’编委了。”

朱锦善表示，每年卷的学科选条、审条，每年一次的编委会议或工作会议，以及书稿的编写、审修，工作中的疑点难点，大家都不分彼此，相互提点关照，相互帮助。学术上的问题，则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会议中的衣食住行碰到的问题，编委办公室的同志、编辑部的学科编辑，乃至整个编委会的各位编委，都会像家里人一样嘘寒问暖，帮助解决，甚至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也是多方相助，不分彼此。这种氛围，这种环境，也是《年鉴》工作持续发展的助力剂。

《年鉴》编委会成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黄健回忆：“我自1994年参与《年鉴》撰稿，在近30年的过程中历经了作者、编辑、编委三重不同的身份，并与该书结下了难以舍弃的不了之缘。”

“《年鉴》是温暖的大家庭，编写团队兼具温馨的人文情怀、严谨的研究精神。大家不问职位、不问职称，只讲工作。”熊大经说。

“采得百花酿成蜜，肘后案头工具书”

《中国中医药年鉴》的重要意义，与《年鉴》编辑工作相守数十年的编辑们身有感触。

“《中国中医药年鉴》见证了我国中医药事业从百废待兴到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也留下了各中医药领域、中医药工作者的成长印记。学术卷就是要紧跟学术发展的步伐，记录行业和个体的成长痕迹。”国医大师施杞认为，“《年鉴》作为一面镜子，综合全面反映了中医药医教研的进展和为之奋斗的人才队伍建设情况，着重呈现了中医药发展与流派传承创新、学科建设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展示了建设健康中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中医药贡献。”

“在我的观念里其他会议可以暂时不参加，但《年鉴》会议一定要参加。”熊大经表示，“记得那是在1989年，《年鉴》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那次会议是由江西中医学院承办。由于没有成都到南昌的直达火车，路上要走大概三四天。还有一次我从成都出发前去参会，到会议结束回到成都，一共花了33天。”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高欣表示，《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是系统记录中医药行业行政事务、发展动态及政策实践的权威资料，是留存行业发展轨迹、服务政策决策、促进信息共享、规范行业管理、提升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年鉴》既能客观反映行业发展全貌，又能为未来留存具有史料价值的鲜活注脚。作为编辑，要切实肩负起传承中医药事业脉络、凝聚行业发展共识的使命，不断提高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以更高标准推动《年鉴》编纂质量再上新台阶。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胡楠表示，《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一直力求站在中医药事业发展前沿，追踪和汇集中医药发展的新动态、新成果，中医药事业的重要事件、重要法规等均在书中收载，已成为各级中医药工作人员案头必备的工具书，成为广大读者了解中医药的可靠载体。

近年来，为不断提高年鉴质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通过调研走访其他行业优秀年鉴，及时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对《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框架内容进行精简凝练，并且在年鉴封面增加UV工艺，使封面更立体，更富有层次感。《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2022）》在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2024年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检查推优活动中，获得特优年鉴。

熊大经曾用一首小诗总结年鉴的重要价值：“《年鉴》无华艳如初，虚极不惑守静笃。采得百花酿成蜜，肘后案头工具书。”

“要进一步提高《年鉴》的行业影响力，将《年鉴》打造成“肘后案头工具书”，让更多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人员通过《年鉴》了解行业进展，在启思悟新中激发灵感。”熊大经说。（本报记者 徐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