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西医结合学科的“道、法、器”新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医结合事业历经20世纪50年代“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人才培养探索，到80年代研究生的招收和学科独立地位初步确立，再到90年代以来本科专业的普及设置，学科建制日趋完善。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这既为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机遇，也对该学科自身理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一门学科的成熟，往往伴随着相对稳定、为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研究范式。

那么，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应当以怎样的框架来凝聚方向、统合路径？

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1958年，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沿着这一方向，学界基于各自学术传统与研究优势，先后提出了多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模式：有的致力于阐明科学原理，如系统生物学和网络药理学模式；有的聚焦于推动产业发展，如中药现代化模式。

其中，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理论创新之一，当属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教授提出的“态靶辨治”模式。这一模式在“病证结合”长期实践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关键跃升，将中医宏观“调态”与现代医学微观“打靶”创造性地融为一体，使提升临床疗效与揭示科学原理得以在更高层面上统一起来。

上述模式各有所长，对推动学科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从不同侧面为中西医结合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但整体而言，当前学科仍处于托马斯·库恩所描述的“前范式”阶段，学界尚未就统一的理论框架达成共识。这就意味着，学科发展需要更多基于一线实践的理论探索。

笔者所在的南方医科大学，作为全军较早开展中西医结合教育与科研工作的院校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中积累了若干经验。笔者尝试将这些经验加以总结，提出了“道、法、器”三位一体的学科发展新模式。本文即在6月8日发表的《中西医结合学科内涵的“三点论”：元点、支点、落脚点》基础上，对这一模式进行的系统阐述。

新模式的内涵与运行机制

“道”与“器”之辨，最早见于《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指根本理念与价值方向，“器”指具体载体与物化成果。笔者补入“法”作为中介，形成从价值方向、实践方法到成果载体的完整链条。

在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语境中，道，可以理解为从“元点”出发走向“落脚点”的根本方向与路径。元点，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与经验；落脚点，是建设我国新医学。

这条路怎么走？一要守理论之正，把辨证思维与整体观念传承下来；二要聚经验之粹，把历代医家和民间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整理出来；三要明价值之向，始终清楚朝着新医学这个目标去。道之要在传承，重心在“元点”。固本培元，学科才能不失主体、不迷方向。

法，是用“支点”把这条路走通的方法体系。支点，就是现代科学技术。

怎么用它来挖掘、阐释和提升那些古老的经验智慧？这些年摸索下来，大致形成了三条路径：一是阐释科学原理，用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学等工具，把经验背后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说清楚；二是提升临床效能，从辨证论治起步，走到病证结合，再走到态靶辨治，诊疗的路子越来越精准；三是创制物化成果，通过中药现代化、智能诊疗系统、临床方案，把经验变成标准化、可推广的产品和规范。法之要在创新，重心在“支点”。没有现代科技的介入，古老智慧很难获得当代表达，更谈不上价值提升。

器，是走这条路产出的成果。通过“支点”，把祖国医学的经验往“落脚点”方向转化，产出的成果就是“器”，创新中药、智能诊疗系统、临床方案和技术标准都在其中。器之要在发展，重心在“落脚点”。但器不只是终点，它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检验的结果又反过来校准我们走的路。

由此，道、法、器三者构成了“道→法→器→道”的循环闭环：道为法确立方向，法为器注入动力，器在实践中产生的反馈，又反过来校准和充实“道”的路径。正是这个不断循环、自我优化的过程，驱动着中西医结合学科持续向前演进。

南方医科大学的实践验证

道为法立向：以正天丸的研发为例

“道为法立向”，是指中医经典理论和临床经验为方法创新提供根本方向。这一点，在南方医科大学国家名中医陈宝田教授研发正天丸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清晰。

陈宝田教授在数十年临床中发现，慢性头痛病因复杂，单纯止痛难以根治，其核心病机多属“头部多风、多瘀、多湿、多虚”夹杂。这一判断，根植于中医辨证思维和对历代医家头痛证治经验的系统梳理，而非来自现代药理学的预先设计。

基于此，他确立了祛风、化瘀、除湿、补虚四法合一的治疗思路，精选钩藤、川芎、羌活和当归等药物组成复方。在随后的转化中，现代制药技术解决了提取工艺、质量控制和剂型标准化等问题，但方剂的组方逻辑始终来自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

正天丸上市后，迅速成长为国内治疗慢性头痛的主流中成药，长期占据头痛类中成药市场的重要份额，累计服务数千万患者，20多年前就创造了年销售额逾亿元的好成绩。

一款源于中医临床经验的复方，之所以能经受住市场与临床的双重检验，正是因为它的起点在中医对头痛病机的原创认识，而非实验室的药理靶点。“以中医原创思维定方向、以现代科学技术做支撑”的这个路径，也为中药复方研发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它朴素地印证了一个判断：当“法”的创新扎根于“道”的土壤时，产出的“器”才既有中医特色，又能实现标准化推广。

法为器赋能：以葛根芩连微丸的研发为例

“法为器赋能”，是指不断演进的方法论驱动着创新成果的产出。南方医科大学罗佳波教授开发葛根芩连微丸的过程，正是这一机制的生动体现。

葛根芩连汤出自《伤寒论》，是治疗“协热下利”的经典方剂。但传统汤剂煎煮不便、口感苦涩，尤其小儿腹泻患者依从性差，限制了临床推广。罗佳波教授团队瞄准这一痛点，运用现代制剂技术对经典名方进行二次开发：通过提取工艺优化、药效物质筛选、微丸成型等关键技术攻关，成功将汤剂转化为剂量精准、便于服用、质量可控的微丸新剂型。产品上市后累计销售逾亿支，成为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的代表性成果。

从汤剂到微丸，看似只是剂型之变，实则是一次“法”对“器”的完整赋能。现代制剂技术、药效评价方法和质量控制体系，共同构成了驱动这一转化的方法论力量。

目前，学科团队在仝小林院士带领下，正在实施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肾浊方降低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复合终点事件的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肾浊丸”是仝院士基于对糖尿病肾病“虚、瘀、浊”复合病机的深入认识，运用“态靶辨治”之法，对抵当汤进行化裁而成。前期的单中心临床观察，已初步显示了其改善糖尿病肾病结局的突出疗效。而本次纳入1290例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研究，其目的是通过从单中心经验验证向多中心、高循证等级临床研究的“法”的升级，来为“肾浊丸”这个器的进一步优化与证据积累提升科学支撑。这项研究正是“法为器赋能”在更高层次上的一次生动实践。

葛根芩连微丸和肾浊丸的案例共同说明：当“法”的创新链条被打通，中医经典经验便能高效地转化为可推广的创新中药产品，更能产出经得起严格检验的临床证据。从剂型革新到多中心循证研究，“法”所驱动的“器”，其形态在升级，其科学标准在提高。这也预示着“法”的演进永无止境。

器为道反馈：以三九胃泰的研发为例

“器为道反馈”，是指产出的物化成果在实践中检验、校准并充实对“元点”的认知，使学科前行的路径得以持续优化。

三九胃泰的研发与转化，正是这一机制的生动体现。三九胃泰的原型方来自岭南一则民间胃痛验方。

20世纪70年代，我校消化内科和中医药团队严格按照新药研究规范，系统完成了药效评价、毒理研究和临床验证，确证其对慢性胃炎“肝胃不和”证的总有效率超过90%，并明确了其抑制胃酸、保护胃黏膜、抗炎镇痛的药理基础，使“疏肝和胃、理气止痛”的中医治法获得了现代科学阐释。1985年，三九胃泰获批投产，由第一军医大学南方药厂实现产业化，年销售额峰值逾6亿元，累计服务患者数以亿计。

更为重要的是，团队持续追踪临床应用反馈，发现“肝胃不和”证在慢性胃病患者中分布比例极高，这一发现反过来深化了对中医胃病病机理论的认识，推动学科将消化系统疾病确立为重点方向，相继开发出补脾益肠丸、胃必宁等系列品种，形成了从理论到产品、再从产品回到理论的良性循环。

三九胃泰的故事表明：一件成熟的“器”，既是阶段性成果，更是校准“道”的参照，它让学科对“元点”的认知在实践中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充实。

提出新模式的意义

“道、法、器”新模式，是南方医科大学建设发展中西医结合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总结。从1975年成立全军中医系，到1986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药研究所，再到2007年学科进入教育部重点学科行列，这条路上的每一步，都刻有这一模式不断形成和完善的痕迹。

提出这个模式的意义有三点。

其一，它体现了学科发展的文化自觉。我们尝试用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框架来指引方向，而不是简单套用国外的某些热门词汇。源自《周易》“道”“器”之辨的新模式，本身就是建设“新医学”的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

其二，它将散点式的探索整合为系统框架。科学原理阐释、医疗效能提升与产业成果转化，不再是三条各自延伸的平行线，而是被纳入学科统一的发展逻辑之中。正天丸、葛根芩连微丸、三九胃泰等案例，为这个框架提供了可以触摸的验证，也让建设我国新医学这个“落脚点”变得具体可感。

其三，它揭示了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道为法定向，法为器赋能，器为道反馈”，这个循环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实践逻辑的提炼。它意味着学科发展可以做到“将目标刻在岩石上，将方法写在沙滩上”——方向坚定不移，方法灵活迭代，走出一条目标清晰、步伐轻快的新路子。

任何一种模式都只是阶段性的认识，远非终点。它还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修正。我们想做的，就是守好“元点”这个根基，用好“支点”这个工具，盯好“落脚点”那个目标，一步步把路走扎实。这应该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新医学体系所需要的初心、真心和耐心。（杜庆锋 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