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西医结合六十年

作者简介　郭赛珊，女，1938年生，福建莆田人。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医科及中医教研室主任。2017年获“全国名中医”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内科疑难杂症等。

我今年88岁，1960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屈指算来，与医学打交道已60余年，其中搞中西医结合就有50多年。回头看，这条路不是我规划的，而是被一场病、几位师长和无数个病人一步步带出来的。

一场病，把我从病理室带到了中医科

我父亲是福建莆田乡间的医生，中西医都用，在沿海一带行医；母亲学过接生，曾经大年三十夜里提着灯过独木桥去守产妇，一夜只吃到一个鸡蛋，分文不取。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从小觉得给人看病是天底下最正当的事。

1960年，我进了协和病理教研室，跟着胡正祥、王德修、卢咏才、胡素坤几位先生做切片、磨刀、染色、带实习，一待十年。协和病理科的严格是出了名的，这给了我一辈子受用的训练：凡事看证据，不能想当然。

1970年前后，我得了眼疾（脉络膜炎），玻璃体混浊，西医办法不多。正好赶上“西学中”，我便下决心跟祝谌予先生学。起初有人为难，说女同志跟师不方便，我认准一个理——师带徒不分男女，硬是坚持跟着祝老抄方、出门诊，从头啃中药学和方剂学。多年后我常想，如果没有那场病，我也许一辈子守着显微镜，不会真正懂得中医的博大精深。人生有些转弯，当时看着是坎，走过去才知是路。

“不主观、来者不拒”：一句嘱托影响了我一辈子

祝谌予先生是施今墨先生的女婿和传人，他常讲，周恩来总理当年勉励他七个字“不主观，来者不拒。”这句话他传给了我，我又讲给我的学生听。

什么叫不主观？就是既看化验指标，也看舌脉证候，两头都要实，谁也不许替谁说话。什么叫来者不拒？就是什么样的病人来了都认真接。这七个字说起来容易，做一辈子难。我门诊常常一下午只看五六个病人，看到天黑。每个病人我都留了随访本，记下病情变化和联系方式。有人劝我快一点，但我觉得病是变化着的，人是活的，快了容易主观，一主观就易出错。

1976年，在祝老倡导下，我们联合内分泌科的池芝盛教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专业组和专科门诊，我担任专业组长，请池教授和潘孝仁大夫到中医科讲课、共同应诊，这在当时是新鲜事：内分泌专家给中医讲血糖，中医给西医讲辨证。五十年后再看，真正的中西医结合，不在论文里，就在这种你教我、我教你的日常里。

病例教会我的事

在从医的几十年里，有几个病例让我印象深刻。

其一，曾有一位病人，外科、内科都看遍了，按肋间神经痛治，总不见好，空腹血糖查了几次都正常。我让他查餐后血糖——高出正常一大截。糖尿病诊断一明确，中西医并用，痛很快就消了。这个病例我给学生讲了几十年：中医讲整体观，西医的检查手段恰恰能帮我们看清“整体”的某一块暗处。指标是死的，但用好了，它就是辨证的帮手。

其二，早年门诊收过一位糖尿病合并肝硬化腹水的病人，祝老拍板用活血化瘀之法。结果胰岛素用量减了下来，腹水也慢慢消退。活血化瘀后来成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治法，源头就在这个病例身上。还有一次，老家的一个农民在河床上捞河泥，不慎腰扭伤，查无骨伤，我用血府逐瘀汤，七剂而愈。法是从大病里悟出来的，用在小处同样灵。

其三，一位会阴剧痛的男病人疼到穿不了裤子，四处求医无果。我辨证属肾虚血瘀，依证立法用药，症状渐渐消失，病人来复诊时穿着裤子，在诊室里蹦了两下给我看。做医生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此。

其四，一位妇女咳嗽两三个月不止，方子换了几张，效果平平。我想起朱良春先生善用虫类药的经验，在原方中加了3克全蝎，咳嗽大减。中医的家底，是历代医家攒下的，谁的经验都是公器，拿来为病人服务，不问门派。

其五，葶苈子泻肺利水、止咳定喘，我们临床上一直这么用。后来看到现代研究证实它有强心作用，心里特别高兴——这不是谁验证了谁，而是两条河在深处汇到了一起。中西医结合的美妙，往往就藏在这种不期而遇的相互印证里。

还有一件事，是吃出来的学问。我自己常年实践饮食调理，先在自己身上体会，再用于病人。比如牛肉性温，清炖了吃能补气而不上火；可一旦加了花椒大料同炖，就容易助热生火。怎么办？配上金银花、连翘来平衡。同样是辨证论治，用在灶台边和用在诊室里，是一个道理。病人问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我从不敷衍，因为我自己试过了，心里有数。中医讲“药食同源”，这四个字不能停在嘴上，要落在每天的饭桌上。

走出国门的思考

中西医结合这条路，走出去看，才更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1989年，我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糖尿病学术会议，主讲糖尿病的辨证论治。会后，池芝盛教授特意提醒我：跟国外同行讲，不要只说“降糖”，要讲“调理”、讲“疏肝”。一句话点醒了我：中医的优势不在跟西药比降糖速度，而在整体调节。定位找准了，话才能说到一处。

1996年至1997年，我到美国圣安东尼奥的德州大学汉方医学研究所做访问教授。让我震惊的是，那里的研究者正在用现代药理学方法研究当归芍药散抗痴呆的作用，而理论依据恰恰是中医的。我们自己的宝库，别人在认真挖，我们更得加紧。临别时，他们送了我一件白大衣，我一直留着——那是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一份敬意。

协和精神讲“严谨、求精、勤奋、奉献”，我在国外讲学的习惯是：先讲给非中医专业的听众听，他们听懂了，才算数，把中医理论讲得让外行明白，不是降格，是功夫。

对中西医结合的期盼

我对中西医结合有几点自己的想法和期盼。

第一，中西医结合要防“两张皮”。会看化验单又背得汤头歌，不等于结合。结合发生在对具体病人的判断里：什么时候该西药顶上去，什么时候该中药调进来，什么时候两手一起上，分寸全在“不主观”三个字里。这些年我见过两种偏向：一种是口头上讲结合，临床上西药照开、中药汤剂另算，两套体系各走各的道；另一种是急于“用西医证明中医”，把辨证论治简化成单味药的有效成分筛选。前一种是没结合，后一种是浅结合。真正的结合，得像糖化在水里，而不是油浮在水上。

第二，年轻人要先把两边的基本功都打扎实。我常跟学生说，学医不能一孔之见——基础、生化、生理、解剖要懂，经典、方药、舌脉也要通。只通一头，到了疑难病面前就会露怯。当年我要求科里的年轻医生病历写不规范就重写。现在他们带学生了，比我当年还严，我很欣慰。

第三，科室建设要有制度托底。1983年，我们建起中医科独立病房，同时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查房制度和病历书写规范——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治则治法，一样不能少。热情会起伏，制度能传代。

第四，对待病人要“开方”也要“开心”。不少慢性病患者，病在身上，结在心里。看病时多听他讲三分钟，把道理给他说明白，药未入口，病已轻了三分。医学再发展，这一点不会过时。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对人类的一份独特贡献。路还长，但愿年轻的同道们记住：不主观，来者不拒；心中有佛，手下有据。（郭赛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