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瘤生存”打开肿瘤治疗新局面

2025年仲夏，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病区的晨光里，84岁的国医大师周岱翰仍坚持每周一上午查房。白大褂口袋里的笔式手电、听诊器泛着温润光泽，他俯身询问患者饮食起居，指尖搭脉时眼神专注，身后围拢的弟子们手中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这一幕，早已成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工作日常。

从基层的年轻中医，到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创始人，周岱翰开创“带瘤生存”新范式，构建岭南特色治癌体系，推动中医肿瘤学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在珠江之畔唱响了中医肿瘤学传承创新的时代之歌。

创新理论　提出“带瘤生存”新理念

“肿瘤并非孤立存在的，它长在人体之中，是人体内外环境失衡的结果。因此，治疗必须从整体出发。对于大多数难以根治的中晚期肿瘤患者，治疗目标应从‘杀灭肿瘤’转向‘控制肿瘤、治病留人、带瘤生存’。我们应当着眼于治疗‘得病的这个人’，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对抗‘这个人所得的病（肿瘤本身）’。”周岱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建的肿瘤科病房内论述此观点时，中医肿瘤治疗正陷入“跟跑”西医的困境。

彼时，西医以“瘤体缩小”“杀灭癌细胞”为主要疗效指标，不少中晚期患者因过度放化疗导致“瘤体虽受控制，身体却迅速垮掉”的悲剧。而周岱翰在临床中却观察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部分患者服用中药后，瘤体未见明显缩小，却能维持正常饮食、睡眠，生存期远远超出预期；相反，一些在西医疗效指标上“瘤体控制良好”的患者，却因正气过度耗竭而过早离世。

基于此，并受明清医家“带病延年”“带疾终天”等论述的启发，周岱翰于1997年在其著作《肿瘤治验集要》中提出了“带瘤生存”理念。他提出，在肿瘤治疗的漫长过程中，当邪正对峙、邪难压正时，患者常会进入“带瘤生存”的特殊阶段。

“此阶段的治疗关键在于通过辨证论治，改善患者症状，提升其生活质量，并尽可能延长生存时间。”周岱翰强调，这是中医治疗肿瘤的重要特色和优势所在。他进一步阐释，“带瘤生存不是被动等待肿瘤进展，而是针对肿块和人体的标本状态主动地‘精准’治疗。这是中医天人合一观念在治疗肿瘤临床中的具体体现，体现了人瘤共存的‘和谐’思想。”

周岱翰强调，中医药应当早期且全程参与肿瘤的治疗，而不仅是晚期患者的“最后选择”。提高中医药的治疗参与率有助于提高中晚期肿瘤患者的临床疗效，使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进而“带瘤生存”。

随着肿瘤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与病理机制的进一步阐明，世界卫生组织于2006年将肿瘤定义为可控性疾病，肿瘤是一种慢性病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人们对肿瘤的认识从“绝症”到“可根治”，再到“可控性疾病”“慢性病”，这与“带瘤生存”理念不谋而合。

“在自然万物的时空体系中，西医治病重视结构是突出空间维度，而中医的辨证论治则更强调时间维度。”周岱翰说，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优势往往体现在稳定瘤体层面，许多患者经过治疗后症状减轻、体质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存时间延长。

临床突破  引领中医肿瘤研究革命

在推动中医肿瘤学发展的道路上，周岱翰数十年如一日，躬耕临床，不曾懈怠。1979年，他作为内地首批中医学者之一应邀赴香港讲学，也是国内较早系统开展中医药治癌研究、中西医结合抗肿瘤临床实践，并率先开设中医肿瘤学专科教育的学者之一。

20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成立肿瘤研究组，主动联系当时的华南肿瘤医院（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开始科研协作。周岱翰说：“那时，医院还没有中医肿瘤科室，科研协作对医院的中医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每周两天到西医肿瘤病房为患者开中药，探讨未来中医肿瘤病房的发展模式。”十年磨一剑，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1987年创建中医肿瘤科病房。

“周老总是用一种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去做事情。1987年，我们开设中医肿瘤科的时候，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周岱翰首批学术继承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岭南肿瘤研究所所长林丽珠说：“当时周老顶着很大的压力，带着我们几个就把肿瘤科开起来了。”

“无章可循，非常艰难。”周岱翰回忆道。但他相信“勤能补拙”四字箴言。他一边翻阅中医古籍，一边与兄弟医院、相关科室参观学习、交流讨教。他倡导衷中参西治疗肿瘤，而参西不离中：“我首先是一名中医师，中医肿瘤学突出中医，但我不排斥现代医学，把现代医学先进的治疗方法和经验用来增加中医治疗肿瘤的优势和特色，会收到更好的疗效。”

随后，他开创了一系列兼具理论创新性与临床实用性的治则治法。如治肺癌首重益气除痰、养阴解毒，针对“脾虚生痰”这一关键病机，于1985年研制的“鹤蟾片”成为国内首个肺癌中成药，曾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治肝癌强调健脾养肝、软坚消癥，以经方下瘀血汤合茵陈蒿汤为基础研发的院内制剂“参桃软肝颗粒”，具有保肝抑瘤之效，帮助众多肝癌患者实现长期“带瘤生存”；治大肠癌则遵循“六腑以通为用，以降为和”的理论，创新采用“解毒得生煎”直肠滴注法，配合内服煎剂以控制癌瘤。同时，他研制的“清金得生片”具有清肺解毒、扶正消瘤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及转移性肺癌。2023年，该制剂入选广东省医疗机构制剂首批“岭南名方”。

这些成果不仅惠及广大患者，更推动中医肿瘤药物从“散在验方”向“标准化制剂”迈进，为中医肿瘤治疗的规范化提供了重要范例。

形成流派  以“三因制宜”与食药结合为特色

“岭南地区气候炎热，湿浊之气盛行，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岭南医学体系。”在周岱翰看来，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的核心生命力在于“三因制宜”，即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岭南特有的气候环境对当地人的体质特点、疾病的发生与演变均具有重要影响。

岭南人群的体质可概括为“阳浮阴闭，元气不固”，具体表现为“上焦多浮热、中焦多湿蕴、下元多寒湿”。周岱翰将能够引发肿瘤的致病邪气，以及肿瘤生成后对机体产生的病理产物，称为“癌毒”（复合邪）。基于对岭南气候环境、六淫致病特点及当地人体质偏盛偏衰的分析，他提出恶性肿瘤在岭南地区的核心病机特点为“毒发五脏，毒根深茂藏”，并确立了从“湿热、瘀毒”入手论治本地区癌瘤的策略。他认为，热毒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主要病因病机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治疗肿瘤的中草药中，清热解毒类药物所占比例最大。

周岱翰提出，放射治疗所引起的反应和损害，在中医理论中可归属于“火邪”和“热毒”范畴。二者均属于阳邪，具有温热性质的特点，当属温病学辨治范围。此外，对于化学药物治疗后的消化系统损伤、骨髓抑制等表现为脾肾阴虚的症状，亦可参照温病学“伤阴”理论进行论治。温病学清热与养阴的治则治法，可减轻放化疗引起的毒副反应，这在中医肿瘤学领域进一步发扬和拓展了温病学说的临床应用。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临证必须时时顾护胃气，若将食疗补中与祛邪疗法合用，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岭南特色药材（南药）的深入挖掘与灵活运用，是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的另一大特色。岭南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中草药的花、果、根等材料煲制凉茶或“老火汤”，其中可供入药的花类品种就达三十余种。岭南民间亦积累了不少治疗经验，如用猫爪草煲瘦肉辅助治疗恶性淋巴瘤，以蒲葵子熬猪骨长期服用辅助治疗鼻咽癌等。

受岭南悠久食疗文化传统的启发，周岱翰于2003年出版了首部中医肿瘤食疗专著《中医肿瘤食疗学》。该书融理、法、方、药、食于一炉，以中医脏腑学说为基础，依据药物与食物的四气五味特性，参考现代肿瘤营养学成果，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创立了“辨证施膳”的食疗体系。全书体现了鲜明的岭南中医药文化特色，丰富了岭南中医肿瘤学术内涵，成为该学派“药食同源”理念的重要实践。

学科建设  倡导教学与传承双轨并进

在国内，周岱翰首先将中医肿瘤学纳入全国高等院校专业培养体系。20世纪八十年代，他先后编写广东省中医肿瘤专科班和大学选修课教材《中医肿瘤学讲义》。2005年，他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率先于全国中医药院校中开展中医肿瘤本科教育，创办中医肿瘤本科方向班。2014年，他设立奖学金并创立“中医肿瘤卓越班”，培养后备人才。2024年9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新开设“岱翰国医班”，探索“5+3一体化”长学制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全方位开放式协同培养。此外，他还先后主编了首部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以及“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肿瘤学》。如今，中医肿瘤学已成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类专业的必修课，使学生在校期间掌握中医治疗肿瘤的基础知识。

“师带徒”是他传承思维精髓的“传家宝”。对待弟子，他始终“严字当头”。门诊带教时，他要求弟子“四诊要全、辨证要准”，曾因一名研究生漏记患者“舌苔黄腻”的细节，当场严肃批评：“中医辨证差之毫厘，药方就可能谬以千里！”但严厉之外，更多的是温情：他会自掏腰包给门诊等待的患者买面包、牛奶；也会在弟子遇到科研瓶颈时，主动打电话答疑解惑；还会让弟子关注患者情志的调畅，将“医病先医心”的理念融入日常教学。

周岱翰带领弟子查房讨论治疗方案。

作为周岱翰的得意门生，林丽珠传承其“带瘤生存”理念，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面对肺癌、胃癌等常见肿瘤，她双管齐下：一方面以中药调理、巩固患者体质，另一方面配合现代医学手段精准打击病灶。在周岱翰的指导下，她凝练出“益气除痰法”治疗肺癌、“保肝抑瘤法”治疗肝癌等一系列学术思想，成为中医肿瘤治疗的重要标杆，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这是周岱翰常对弟子说的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写照。

84岁的周岱翰，仍坚持每周出门诊、查病房，还关注AI在中医肿瘤领域的应用：“AI能总结经验，但它不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中医的魂还得靠人传下去，‘数字中医’仍然在路上。”从基层行医到国医大师，从“带瘤生存”理论到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诠释了“大医精诚”的内涵——务实不张扬，勤奋不冒进。而他所传承的，不仅是一套诊疗方法，更是一种立足本土、守正创新的中医思维。这种思维，正指引着一代又一代中医人，在攻克肿瘤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本报记者 张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