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枚徽章谈两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名称演变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证章的正反两面。

上海作为民国时期中医教育的重要发祥地，最著名的当数中医“老三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其中，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办学后期，曾改名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但这个名称并非为其独有。因为同样在20世纪40年代，还存在过另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只不过这两个同名学校存在的时间并不相同。

笔者在收藏研究中医药题材证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枚镌刻着“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字样的徽章。这是一枚挂链式合金质地的油漆章，主章直径2厘米。蓝漆部分脱落，露出了黄色的底漆。边圈楷书“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证章☆”，中央圆圈内用红色篆书题写“中医”二字，古朴端庄，徽章反面有“118”字样编号。本文结合该徽章的考据，还原这两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前世今生。

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1940年初次招生，生源来自于“中国医学专修馆”

笔者收藏了一册1940年出版的《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毕业纪念专刊的卷首语说明，当年《复兴中医》杂志为了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首届毕业纪念，专门停发第一卷第三期，改做专刊。

毕业纪念专刊收录了一篇《二九年级级史》，详细介绍了该校的创立经过。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校友同学联谊会代表大会主席兼学术股主任朱佐才。文章中说：“近百不约而同之莘莘学子，……乃于次年（1938年）初春，震于医学馆之招生广告，乃先后入学，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曾几何时因人事变迁，纷纷自动退学，故参加学期考试者，尚不足半数。民国廿八年（1939年）秋，开学后同学尚多。但对于学生课业，学校行政颇多疏忽之处，同学辈迭有建议，完全置之度外，全馆同学，同感非宜……同学等为自身学业计，为国医前途计，于是辗转恳请医界闻人，出而赞助，以创设完善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为将来我人革新中医之大本营。于是国府参议、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会主席陈无咎先生担任本校校长，国医耆宿张伯熙先生副之，张赞臣先生掌总务，时逸人、余无言二先生掌教务。学者办学，为沪上中医界之创举。经两星期之奔走，一切就绪，乃于一月廿日雪花纷飞之时，载诸报端，公开招生矣。及至开学日届，统计人数百有三人，而由医馆转入者，十居其八……”

朱佐才文章中提到的这个受众多学生指责的“医学馆”，指“中国医学专修馆”。该馆是严苍山门人杨澹然于1931年在其私人诊所创办的业余学校，学制三年。中国医学专修馆因有严苍山、秦伯未等名家前往讲课，故求学者甚众，先后毕业400余人。

1941年，“中国医学专修馆”改名为“中国医学专修院”。正是由于中国医学专修馆在办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最终导致八成的学生另立门户，创建了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医学专修馆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间接培养了第一批毕业生。

笔者通过《全国报刊索引》检索发现，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于1940年1月20日在《新闻报》发布第一条招生广告，1942年2月7日在《新闻报》与《申报》发布最后一条招生广告。在这两年间，先后在《新闻报》上刊登招生广告38次。《申报》1942年1月21日及27日刊登“招夜课部一二年级插班生”广告，内容为：“宗旨：采科学化教本、培新中医人才。班次：一二年级插班生，三年级额满不收。考期：随到随考，有转学证书及成绩单者免考。开学：二月七日，九日上课。校址：福熙路吕宋路34号。纳费：学杂等费四十六元。报名及缴费均在南阳桥白尔路口裕福里四号本校办事处。”至2月3日、5日及7日开学前再登“招夜课部男女新生暨通告开学、催缴学费”的通知。1942年2月7日之后，各报刊再无该校任何信息。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只存在了两年多，但也先后招生200人左右，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校长陈无咎功不可没。陈无咎为浙江义乌人，与元代朱震亨、明代虞抟并称“义乌三溪”。他们三人在学术上一脉相承，都推崇滋阴学说。陈无咎1923年定居上海，重建始创于明代的丹溪学社。后于1926年创办了丹溪大学，三年后在国民政府压制下停办。上海沦陷后，陈无咎挺身而出，不负众望，出任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校长，为中医教育贡献巨大。1942年，陈无咎因不屈于日伪政府对院校登记造册的要求，选择主动停办学校，展现了一代中医人的铮铮铁骨。所以说，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存在时间虽短，但无疑也是民国时期中医药教育的典范之一。

第二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由创办于1916年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名而来

第二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前身就是上海中医“老三校”之首——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由丁甘仁、夏应堂等创建于1916年，1927年与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合并，1932年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1948年被南京政府勒令停办。

笔者以《全国报刊索引》《申报》等数据库中的招生广告为主要参考资料，按某个校名首次出现的时间，列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改名大事记：

1916年7月1日，《申报》首次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名招生。

1932年1月27日，《新闻报》首次以“上海中医学院”校名招生，并注明“原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校在规格上由专科学校上升为大学。

1945年9月8日、15日，《新闻报》连续两次恢复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名招生，并注明“校长丁济万”（1932年月起，丁济万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这两次广告在日本投降后发布。尚未找到恢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名的佐证资料。

1946年2月8日，《新闻报》又改回“上海中医学院”校名招生，并注明“原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46年8月15日，《潮安国医公报》1946年第2期刊登：“（香港八月十五日通讯）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为于右任、戴传贤等创办，现为普通招生，托由本港学会代为招考。”这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名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最早记录。

1946年9月15日，《申报》：“本市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等三校，因未呈准设立，擅行登报招生，经教育部先后令饬教育局一并取缔。”这是媒体上最后一次出现“上海中医学院”校名。

1947年1月31日，《新闻报》在上海地区首次以“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校名招生，注明“原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47年2月13日，《新闻报》最后一次刊登“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招生广告。

那么，上海中医学院为什么要改校名为中医专科学校呢？笔者发现，“老三校”里还有一个学校，也是在同时期改名的——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改为“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这两所学校都是由“学院”改为“专科学校”。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医学校通则》，次年5月公布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但长期以来，国民政府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故意设定多种歧视性条款，从资金、师资、课程、招生、设施等多方面限制，以中医学校未经立案而强令关闭，要在短期内彻底消灭中医学校。这两所学校将“学院”改名为“专科学校”，实际上就是自动从大学降格为专科学校，同时还添置了必要的设施设备，如科学实验室、图书馆等，以求尽量符合教育部对专科学校的检查要求。但压垮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和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缺乏办学资金——“经费来源，除学费外，并无确定收入”。《中西医药》杂志1947年第5期记载，当时教育部规定开办医学专科学校的最低数额为“开办费6亿元，经常费2亿元。”当年的金圆券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已经形同废纸。这个天文数字对于长期惨淡经营的中医学校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后期上海中医药界发起募集办学资金的活动，然而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已是无力回天。

徽章归属应为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

那么，本文介绍的这枚徽章究竟属于哪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呢？笔者倾向于陈无咎任校长的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理由如下：

首先，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办校时间虽短，但为完整学校，期间也未更名，招生与教学秩序正常。

其次，徽章反面有“118”字样，即有118人可以佩戴。换言之，这个学校的师生至少有118人，数量上较为接近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一届招生百余人的情况，比较符合民国时期徽章按需制作的惯例。而前身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第二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在改名时已处于同政府勒令关闭斗争的漩涡中，正常招生与教学大受影响。1945年至1948年的两届在校生合计仅57人，加上教职员也就在70人左右，与这枚徽章的编号相差甚远，不符合客观情况。（贾杨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贾茗萱 上海阿德科特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