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央医院开幕纪念章的背后

“北京中央医院开幕纪念章”正反面。

第一所由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并管理的综合医院叫什么？有人说是北京协和医院，不对！北京协和医院建成于1921年，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有人说是仁济医院，也不对！不管是上海仁济医院还是武汉仁济医院，都是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

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北京中央医院。乍一看这所医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这所医院现在的名称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现已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管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北京中央医院开幕那天的纪念徽章。这枚章得来不易，也是目前收藏界仅见。铜质镀金，3.7cm×3.1cm，盾形。正面上部阳刻“北京中央医院开幕纪念品”，下部浮雕神农氏的经典头像，长发飘髯，神态端庄；反面浮雕十字架，上面阳刻“中华民国七年一月”。这枚章具备民国早期章的典型风格，古朴典雅。但是最吸引我们的，却是首次在一枚民国医药题材的徽章上发现同时呈现了东西方文化的标识——代表中医的神农氏，以及代表西医的十字架。这样的徽章设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第一所由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并管理的综合医院

说到北京中央医院，一定要提它的首任院长——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侨，并非生长于中国，但是根据晚清及民国早期的律法，海外华侨只要父系有中国血统，就能世代拥有中国国籍，这也使他毕生都以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从剑桥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他便回到中国效力。1910年底，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任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前往哈尔滨处理肆虐的鼠疫。在没有医学实验室的情况下，他偷偷解剖尸体，得出了肺鼠疫可以人传人的结论。医护人员欠缺防疫常识和设施，他就发明了便宜、有效的“伍式口罩”。在他的主持下，东北铁路停运，哈尔滨封城，病人隔离，尸体火化，防疫局势一举扭转。四个月后，骇人的肺鼠疫得到有效控制，伍连德之名也声震寰球。同年，在进京觐见摄政王并受嘉奖之后，伍连德在北京购置了房屋，将家眷从天津迁到了北京。

1915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想在北京西山一带建疗养院，而伍连德则提议，应在北京的中心城区建一所为老百姓服务的“现代化”医院。为此北洋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会议采纳伍连德的建议，由财政部拨款10万元、会上集资11万元，聘请伍连德为院长，陇海铁路局局长施肇曾为财务长，筹建这所医院。

由于战事频繁、时局动荡，资金难以保障，伍连德返回家乡马来西亚槟城，募集到3万元。梁启超就任财务总长后，伍连德说服他提供3万元资金和每年1000元行政经费。随后施肇曾捐款5000元，伍连德捐款2500元。累计达到近30万元的建院资金，医院的建设才得以正常进行。

1916年6月，北京中央医院破土动工，选址在内四区羊市大街（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帝王庙西侧的阜城市场旧址。

1917年12月，北京中央医院落成，设有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妇科、皮科、放射科、检验科等9个科室，病床150张。

1918年1月27日，北京中央医院举行开院庆典，当天宾朋满座，盛况空前。次日发行的《日知报》记载：九钟时，已车马不绝于道，嗣后宾朋陆续汇集。十钟时，奏乐开幕，计中外男女来宾约六七百人。

中央医院大楼是北京首家采用防火设计的建筑，也是北京最早装配电梯的医院。医生从包括各国医学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中选聘，特别强调具有合作精神。无论从建筑外观与内部功能布局，还是医务人员的配置上，中央医院无不充分展现了其“现代”的一面，甚至不逊于外国人此前在北京所办的西式医院。

为何会有神农氏和十字架两种东西方医学符号

在开幕式的纪念徽章上，为什么会有神农氏和十字架这两种代表东西方医学的符号出现？我们可以从开幕式来宾的讲话中体会一二。

1918年1月27日当天，由于时任代大总统冯国璋离京外出，未能亲莅开幕盛典，特派王振垚代致训词。训词首先阐述西方医学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强调引入西方医学的必要性，认为“惟世界愈文明，则卫生愈讲求，而医学亦愈进步，今泰西医学研精造极，世界各国举食其赐”。但同时强调“吾国古昔于斯学乃早有发明，远者姑且无论，即如太史公书扁鹊仓公列传所称，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之说，与今解剖之举何异？”

冯国璋感叹中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班孟坚为艺文志，列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其为说曰医经者，原人血脉筋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此其微妙深邃”，只不过由于“后世废而不讲，遂使其学弗传”，于是建议“他山为错，宁不其然”，由此期望“在北京成立最晚，规模最广，设施亦最完备”的中央医院，将来治中西于一炉。冯国璋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无中西医学知识背景，但能够认识到西方医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已展现其较为开明的一面。

外交总长陆征祥的演说主要从医院筹办层面阐述自己对东西方医学的认识，称自己“久役欧洲，居常深念”，认为“近世大同之义，惟医术为最近。各国医学家殚精竭思，发明一术，莫不公诸全世界。而乐善好施之君子，凡于创设医院之举，往往不分畛域，踊跃输金，良以仁民爱物之心，不因国界而异也”，进而强调“我国医术发源最古，附扁和缓代不乏人”，近代以来“各国医士来华，与夫吾国人之游欧美日本，专习医术，学成归国者，指不胜屈。而通都大邑之间，中外人士建设医院，亦所在有之。京师为首善之区，是宜有规模宏大之医院，荟萃中西医术，提倡慈善事业，以为四方模范”。

伍连德由于汉语不流利，以英语演说。演说内容未见相关报道。作为首任院长，伍连德曾这样表达对中央医院的希冀：“吾国各界热心公益者，颇不乏人，由京提倡于先，则各人士必克接踵于后，庶几医学昌明，可与列强并架矣。”20世纪30年代颜福庆、孔祥熙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山医院过程中即采用了类似模式。

开院盛典的演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部分国人对中西医学的态度及认知水平，希望可以汇通中西，造福人民。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有识之士不畏艰难，将毕生精力致力于人民健康，尽力而为，在困境中开创了中国医学的新局面。这一枚北京中央医院开幕纪念章，在那个年代闪耀着熠熠光辉。（贾杨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贾茗萱 上海阿德科特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