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遇良师 受益一生

谢宗万（右）与作者在西宁照相馆合影。

我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谢宗万老师相识于40年前，那时我刚从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中药专业毕业一年，虽然是满腔热情，但才疏学浅，特别是专业知识十分匮乏，人生目标也不明确。幸遇谢老师，此后与他相交20年。

谢老师主要从事中药品种的本草考证及中药资源、中药鉴定及药学史研究，多年间我在专业上得到他的热心帮助和精心指导，使我从一个懵懂青年成长为一个小有成就的学者，所以对于谢老师我一直心存感激。我虽然不是谢老师正式收在门下的弟子，但谢老师在这20年里无数次答疑解惑，视若己出，诲人不倦，让我受益终身。

蕲春相识

1983年9月在湖北蕲春召开的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成立大会上，我与谢老师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只有21岁。我在大学读书时早就知道谢老师的大名，大学毕业实习时对中药的本草考证有兴趣，多次拜读了谢老师的论文和专著。当我在报到处见到谢老师时非常激动，走上前去主动向他问好并自我介绍，当得知我是来自于本县李时珍医院药剂科的中药师时便很高兴地与我交流。

随后在代表参观李时珍医院时，谢老师、陈新谦老师（编审）等专家对我负责的中药炮制、中药制剂及中药饮片的质量都给予了高度肯定，特别是对我们的中药饮片分类保管方法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并鼓励我把这些做法写成文章。回家后，我很快就写出了文章初稿《谈谈我院对中药饮片的贮藏保管》，先寄给谢老师审核修改，定稿后再寄给陈新谦老师，不久这篇文章刊登于《药学通报》1985年第5期。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篇论文，虽然文章的水平不是很高，但起点不低，《药学通报》是国家级的一流药学杂志，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鞭策，为我后来的工作定了位，可以说是这次会议把我引进药学史本草学界。

西宁合影

1986年8月，全国中药理论学术交流会在青海西宁举行，我投了一篇论文《试论李时珍对中药药性理论的贡献》，经专家评审，被大会录用。收到会议录取通知，在当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上西征，我前后分了三个阶段，提前三天出发，从武汉坐火车到西安，小住一晚，再到兰州又住一晚，第三天终于到达了会议举办地西宁。

在会场报到时又见到谢老师，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是熟人了。在学术交流之余，我约请谢老师去逛逛西宁的街市，谢老师欣然接受。我们一老一少一路聊天，我顺便向他汇报了我的工作进展，请教了一些中药品种上的问题，当我告诉他我被提拔为药剂科副主任时，他高兴地对我表示祝贺。

当我们走到一家照相馆门口时，我突然冒出了与谢老师合影的念头，我冒昧地对他说：“我想请您和我照张相，可以吗？”正在我担心谢老师能否同意我的请求时，他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进了照相馆后，摄影师问我们是坐着照还是站着照，我回答说，老师坐着我站着，于是我和谢老师就在西宁照相馆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北京认师

1986年10月，由中国药学会主办的“全国青年药学工作者最新研究成果学术交流会”在北京香山召开。

参加完会议之后，我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找谢老师请教问题，谢老师亲自出面帮我联系招待所，并送我入住。在跟着谢老师去招待所的路上，我看着谢老师的背影想：要是我能成为谢老师的学生该有多好呀！在办完入住手续后，我送谢老师到招待所门口时突然大胆地对他说：“谢谢老师！今后我就认您做老师了，有什么专业上不懂的就请教您！”谢老师拉着我的手爽朗地笑着说：“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从此之后，我与谢老师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我便经常就中药艾叶的品种、《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药物品种问题给谢老师写信求教，每次都能及时收到谢老师及时细致的回复。我编写《蕲州药志》《艾叶》两本书的想法也第一时间向谢老师汇报，在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的情况下才开始着手编写，编写过程中很多的技术问题都得到了谢老师的指导。

1987年11月，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难波恒雄教授来中国考察访问，他第一站到北京拜访他的老朋友谢宗万教授。当谢老师知道他要到湖北蕲春参观李时珍故乡时，便郑重地向难波教授介绍说：“我在蕲春有一位中药的小同行，他是蕲春人，对李时珍故乡很熟悉，他可以带您参观李时珍故乡。”谢老师还在他自己的名片写上“梅全喜同志，请接待日本难波恒雄教授参观！谢宗万拜托”，交给难波教授转交给我。

1987年11月8日，难波教授来到蕲春县，我陪他参观了李时珍陵园、李时珍纪念馆、李时珍医史文献馆和李时珍医院，难波教授在李时珍纪念馆和李时珍医院还题字留念。是谢老师的介绍让我结识国际上著名的生药学家难波恒雄教授，我的第一本《艾叶》专著出版时，难波教授也亲笔题词祝贺。

小书大序

1990年，蕲春县成立李时珍中医药研究所，我担任首任所长，我邀请谢老师等国内知名专家担任研究所的顾问。

1991年，我开始着手编写反映李时珍故乡中草药资源的《蕲州药志》一书，再次邀请谢老师担任该书的顾问，在编写中很多拿不准的问题特别是品种问题都是请教谢老师后才确定的。所以，这本书也倾注了谢老师的不少心血。在书稿初稿完成后我第一时间将全稿打印出来寄给谢老师审核把关，并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提出请谢老师帮我写序。没过多久，在收到谢老师寄来修改意见的同时也收到他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当时的我非常惊喜。没有想到谢老师愿意为我这样一个刚刚出道的后辈写的一本小书作序。

1993年初，我把反复修改完善的《蕲州药志》书稿寄给中医古籍出版社，很快收到出版社同意选题的函。责任编辑吴炳银对我说：“出版社之所以能通过你这本书的出版选题，重要的一点是谢老师的序。”

1993年11月，我迁居广东惠州，在罗浮山脚下的广东博罗先锋药业集团就任药物研究所所长，期间因新药申报经常到北京出差，每次到京只要有机会我就去拜访谢老师。1995年年底我再次到北京出差，办完事情后就赶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向时任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主委马继兴老师、副主委谢宗万老师以及秘书郑金生、郝近大老师等汇报我要成立葛洪研究会的想法，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得到了谢老师等专家们一致的肯定和支持下，几经努力，1996年4月11日“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葛洪（惠州）研究会”终于在惠州成立。药学史分会派出宋之琪、郝近大等教授亲临成立大会表示祝贺，研究会邀请到马继兴、谢宗万、宋之琪等药学史本草学界的著名专家担任顾问，惠州市药学会会长张景硕任会长，郝近大、胡晓峰和我担任副会长，马老师、谢老师还为葛洪研究会的成立题词祝贺。

前辈重托

1996年8月，全国第八届药史本草学术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召开，我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艾叶考证拾零》。这次会议也是换届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首次当选为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那年34岁，应该是当时最年轻的委员了。事后才知道，这次当选是谢宗万老师和马继兴老师积极举荐的结果，会后陪同谢老师登黄山时他还鼓励我说：“这些年你做出了不少的成绩，推荐你做委员就是希望你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药学史本草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在药学史本草学上努力的决心，从此后将药学史本草学列为我终生研究的重要方向，一直在这方面努力。

我在担任两届委员后当选为药学史分会副主任委员，担任两届副主委后又继续当选为委员，至2023年第九届药学史分会换届时再次当选为委员，成为该专业委员会任职最久的委员，也是年龄最大的委员。在这个过程中要感谢谢老师和马老师的推荐、感谢郑金生、郝近大、万芳和彭华胜四位主委的信任。特别要感恩谢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和指导，让我在药学史专委会这个大家庭里不断学习和快速成长。

1999年9月，我编著的《艾叶》一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编写过程中又得到了谢老师的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对于全国各地艾叶品种的考察、鉴别以及特征检索表的编写等方面，谢老师都给予了重要的指导意见。谢老师还为该书出版题词“研究道地药材，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开发，意义深远”。该书是国内专门论述中药艾叶的重要专著，对于推动蕲春艾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而重要作用，而谢老师对于这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0年10月，神农氏（炎帝）药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届全国药学史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召开，在会议期间举行的委员会议上有人提到2003年是我们药学史分会成立20周年，应该认真筹备，好好庆祝一下。当时我主动请缨，申请于广东省中山市办会，我愿意负责承办这次活动。我的提议得到了包括谢老师在内的各位药学史分会专家领导们的肯定和支持，散会后，我专门到谢老师的房间拜访他，他对我的申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相信你一定会办好这次会议！

2003年11月，中国药学会第十二届药史本草学术会暨药学史分会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市召开。会议由中山市药学会承办，而我作为中山市药学会副理事长全面负责承办这次会议。会议圆满、成功召开。

怀念恩师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山会议几个月之后的2004年8月，我突然得到谢老师逝世的消息，真的不敢相信。20年前的第一次见面，西宁会议上的合影瞬间，北京认师，《蕲州药志》《艾叶》的序言与题词，黄山会议上的鼓励，炎陵会议上的肯定等等，无一不浮现在我眼前。如此慈祥的他，为我的进步成长付出良多的老师，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往事依稀，泪眼蒙眬，千言万语，道不尽我对谢老师的思念。

至今又过去20年了，仍然会经常想起和谢老师的交往以及谢老师对我的指导、鼓励和肯定，先生音容宛在，教诲在心。（梅全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七临床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