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助推山阳医派发展

中医流派的产生与所处区域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息息相关。

在中国古代，运河在军事征战、南粮北运、盐运和河道治理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江苏淮安成为漕运枢纽，曾与苏州、杭州、扬州并称为运河沿线四大都市。淮安因大运河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博大精深、闻名遐迩的淮扬文化，优秀的区域文化孕育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淮医文化，推动山阳医派（山阳为淮安旧称）的产生与发展。

大运河带来繁荣，为淮安医学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公元前486年，随着人工运河邗沟的开凿，淮安成为运河城市。元朝完成了运河的重大改线，形成由北京经过淮安、直达杭州的水上运输大通道，造就了沿线城市的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交流，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也为淮安医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大运河给淮安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繁荣，具备医派产生和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加之明朝初年推行的政策，淮安吸引大量外来人口，众多外地医家来淮行医、著书立说，促进了医学的兴盛，造就了吴鞠通、石寿棠、李厚坤、刘金方、何金扬等著名医家。

淮安与苏州、常州、杭州等运河沿线城市成为中医药发展高地，当时的淮安河下镇诊所、药店林业，被称为“丛医镇”，吸引周边数百公里的患者前来就医。当时的淮安医生奉《温病条辨》为圭臬，以温病学泰斗吴鞠通为宗师，以山阳县为中心形成中医流派——山阳医派。在清末鼎盛时期，山阳医派与苏州吴门医派、常州孟河医派齐名。

经济发展推动教育文化发展，为中医学发展提供良好土壤。淮安素有重视子女读书的传统，出仕、从教、行医为士子的主要人生选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盐商们发财致富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拿出资金兴学，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延聘宿儒名士教授子弟学业。漕运总督在淮安城市东南兴办淮阴书院，盐商和乡绅踊跃岁捐。淮安知府主办奎文书院，盐商积极捐助。这两所书院声名远播，学子仰慕，培养出丁晏、汪廷珍等青史留名的人物。盐商们还热衷于广设义学，如养蒙书院、桂香义塾都是盐商出资兴建的，为宗族和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书院、义学等培育了大量人才，河下就产生了67名进士，这种情况在江南诸多名镇中也殊为罕见。

文教昌明便于以儒通医。中国古代，掌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读书人，容易理解和阐述医经医理，文人通医者较多，有的亦儒亦医。如温病学一代宗师吴鞠通，就是在目睹父亲被庸医治死的情况下弃儒习医的。他撰写的《温病条辨》，在来淮徽商后裔汪廷珍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得以问世。汪廷珍还为书作序，高度评价了吴鞠通的学识与医术，认为他的《温病条辨》将为后世医家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临床经验。序文如一篇立论高远的医学论文。汪廷珍为安徽休宁县徽商迁入山阳县后裔，河下镇人，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升任礼部尚书，谥号“文端”。吴鞠通取得巨大的医学成就，除了自身的勤奋与天赋外，还与汪廷珍的帮助与鼓励密不可分。

大运河使南北方药材在淮安汇集，优化了药方配伍。南方药材（如广东陈皮、福建泽泻）与北方药材（如长白山人参、陇西黄芪）运至淮安，形成“南药北用、北药南融”的格局。当时的清江浦药商张杏林，利用运河药材网络积累经验，编撰《运河本草征要》，系统记载了通过运河运至淮安的487种南北药材性状鉴别要点。大量南北方药材运至淮安，淮安医家得以突破当地药材种类的地域局限，扩大了用药范围，使得温病学派方剂在淮安多有创新。

吴鞠通（1758—1836年），温病学宗师，创制方剂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中许多药材来源外地。牛黄来自南方，犀角来自西南地区，人参来自东北长白山，黄连来自四川、湖北。

刘金方（1825—1888年），被称为“淮扬九仙”之一的医家。据《淮安医案拾遗》记载：一盐商因长期涉水运货，症见下肢浮肿、倦怠乏力。刘金方辨证为脾虚湿困、气化不利，以黄芪茯苓汤加减，重用北方黄芪、南方茯苓，佐以泽泻、桂枝，连服10日，水肿消退，脾运得复。此案因南北药材的充足供应得以速效，后载入地方医案集。

外地来淮者既业盐又业医，外地医学传入淮安

明清时期是我国盐政发展的一个高光时期。明代两淮都转盐运使司驻扬州，下辖通州、泰州、淮安三个分司。

淮安成为全国的盐运中心后，安徽的程、汪、鲍、朱、戴、黄、叶等姓商人，山陕的阎、高、李、梁、王、刘、乔等姓商人，云南的周、何等姓商人，以及江浙的商人纷纷挟资涌入进行食盐销售，获取高额利润。他们的定居繁衍，使位于淮河和运河交汇处的河下镇、河北镇得以迅速崛起和繁荣，街铺林立，百业兴旺。

盐商重视养生保健，追求长寿，他们无病进补。一旦生病，无论轻重，他们都会不惜代价去求医购药，唯恐医生医术不业、药材不贵，时常花重金千里请名医。因此，山阳县吸引众多名医前往设立诊所，山阳医派宗师吴鞠通也在河下设立问心堂。弹丸之地的河下，鼎盛时中医诊所、中药店有30多家。一些医术不精者被迅速淘汰，淮安医生群体质量不断得到提升，名扬运河沿线、江淮大地。

在淮安业盐的商人中，许多人有一定的医术，特别是徽商将新安医学带入淮安，与淮安医学融合发展。较为典型的事例是来自安徽休宁的汪氏盐商家庭。

自清初起，汪氏陆续进入淮安，代表人物是汪文益。汪文益的医学传承于其叔父、清代著名医家汪昂。汪文益精通医学，在淮安业盐时，利用闲暇时刻为贫困人群治病施药，常常自制丸、散、膏、丹，赠予患者服用。

汪文益的医术由其次子汪怀斌传承。汪文益的长子汪怀智忙于盐务，英年早逝，仅留有一子汪富宁，汪富宁跟随其叔叔汪怀斌学医。道光年间，“纲盐改票”后，各盐商经营衰微，汪家因家境转贫而以业医谋生。汪富宁次子汪魁元在河下设立“道宁堂”，以中医外科为主，因精医闻名淮安。汪魁元的医术由其第三子汪哲继承。

汪哲育有二子，长子汪九成，字筱川，先为太学生，后弃儒习医，最终成为苏北名医。汪筱川创办山阳中医学校，创编《康健新声》月刊，著有《汪氏外科秘方》《汪氏医案》等书籍。

汪氏十分关注中医药的传承，他的儿孙大多业医，还培养谭济安、邱慕韩、马毅、朱伯屏等众多门生，均出类拔萃，有许多学生到上海、苏州业医，桃李遍布大江南北，扩大了山阳医派的影响。

移居淮安的商人群体中，还有经营钱庄而非业盐的富商后裔成为山阳名医的。

清康熙年间，浙江余姚的何国龙一家雇船沿运河北上到河下开设何三泰钱庄。何国龙第五代玄孙何金扬，幼年习儒，后拜河下名医刘金方学医，学成后在河下、淮城开业，何金扬对胃病的治疗经验丰富，曾治愈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急症，还曾奉诏进京为慈禧诊病，进宫前领四品顶戴。治愈慈禧后，婉拒御医聘请，仍然回到河下为黎民百姓除疾。何氏子孙习医者较多，成为有影响的淮安何氏中医世家。

大运河交通便利，便于外地医家来淮交流

据山阳县志、河下志及淮安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全国著名医家傅青主、徐灵胎、黄元御、冯少斋等曾在淮安进行医学活动，带来了其他中医流派的医学思想与技法，促进了淮安医学与其他中医流派的交流与融合，在淮安中医药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傅山，山西阳曲人，字青主，明末清初思想家、书画家、诗人、医学家，时有“医圣”之名，著有《傅青主女科》等医书。他曾寓居淮安龙兴寺，与当地人士进行诗文、医学等交流。

徐大椿，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精于医，著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学源流论》《伤寒类方》等，医学理论别树一帜，流传甚广，影响极大。清乾隆年间，淮安盐商程埈患上“肠红”病，大便出血过多晕倒。程埈开始求医问药，首先想到吴江名医徐大椿，派船将其接到自己宅上诊治。徐大椿用茅草根四两作汤，兼清凉平淡之药数品。程氏家人见其药方，以为病已不治，仅以普通药搪塞。程埈五弟程嗣立明理见道，让家人相信徐先生不会搪塞治病。程埈服药后，一剂即眠，二剂则手足转温，三剂后坐不眩晕。徐大椿返回吴江前，淮安当地医生拜会徐先生，徐大椿当众讲述治疗的理法方药、治则思想，大家听后颇有启发。此病案收入在后人整理的《洄溪医案》中。

黄元御，山东昌邑人，名玉璐，字元御，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黄药师”“一代宗师”。清乾隆年间，黄元御曾几度寄居淮安江南河道总督部院，著书立说，整理撰修《四圣心源》旧稿。著书闲时，与淮安当地医生交流医学。

人称“通才”的刘鹗，祖籍江苏丹徒，寄居淮安，曾转而行医，对中医的研究颇有成就，著有《温病条辨歌括》《老残游记》。

冯少斋，祖籍安徽当涂县，其祖父冯秀唐清朝末年从安徽当涂来淮行医，其父冯鼎颐幼承家学，尽得其传，成为淮安名医。冯少斋颇得家传，又拜淮安当地多位名医为师，17岁就悬壶于淮阴南门外，专攻中医内科时疫与杂病，扬名于苏北。冯氏培养大量中医人才，弟子遍及江苏、安徽、上海等地。

淮安是因大运河而兴盛的运河城市，千年积淀的大运河文化赋能山阳医派发展，山阳医派文化是淮安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何 伟 淮阴师范学院  王兆军 淮安瑞济医院 翟雪珍 淮安市第五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