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缀珠连石榴红 休戚与共杏林情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医药理论体系与实践智慧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之中，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健康守护神，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器。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中医药文化是其重要媒介。

中医药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纽带

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意蕴，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医药理论体系与实践智慧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之中，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纽带。

第一，中医药是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由此可见，中医药具有“共同体”属性，包含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之中。

中医药文化是各民族医药文化的集合体，文化认同是中医药文化中的天然属性。在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共创共享医药知识，互相学习借鉴，相互影响补充，彼此借鉴交融，逐渐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至少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药物至少有400多种，维汉共用的药物至少有150多种。各民族医药受中华文明影响，存在许多共性，如都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致力善济众生、惠民利民。

第二，中医药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形态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基础与结构前提，中医药文化也具有多元一体的形态格局。中医药学是把人放在天地与社会心理中去考察，具有宏观整体性，是个多元一体化的结构。各民族医药在相互学习中不断提高，在交往交流中融合发展，共同形成了中医药多元一体的形态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医家在总结医疗经验时，注重对各民族医药经验的归纳与总结。《素问·异法方宜论》曰：“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以汉医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不断地吸收各民族医药的新鲜经验，如唐代《新修本草》新增的药物中很多源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明代《滇南本草》大量收集了云南地区各民族的药物和用药经验。《本草纲目》引用了元代蒙古族医家萨迁《瑞竹堂经验方》的内容，还记载了成吉思汗用牛血以腹罨（yǎn）疗法治疗外伤的典故。

各少数民族吸收中原地区先进的医学理论，结合本民族的医药经验，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藏医药代表著作《四部医典》，吸收了汉族医药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望闻问切四诊法等内容；蒙医药既吸收了汉族医药的诊疗经验和药物方剂，还吸收了藏医药的三元素七要素学说等；苗医的辨病立症，与汉族医学的辨证论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医药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形态格局，深刻反映了中医药内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辩证和谐的共同体关系，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和诊疗内容虽各有特色，但文化共识是主流，如“要素平衡”认识基本一致，“辨证施治”思想贯穿其中，“一体”是主线和方向。

第三，中医药文化是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医药文化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构建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等理论框架，这些思想脱胎于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独特认知，承载着中华文明连续数千年的哲学思考与生命观，被各族人民所认同。

中医药诊疗实践凝聚着民族共识。中医药辨证论治、三因制宜等诊疗原则，将个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相关联，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健康诊疗模式。针刺、艾灸、推拿、刮痧等诊疗方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集体历史记忆，有助于强化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中医“治未病”理念包含着中华文化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思维特征，深受各族群众信任。如彝族医学认为人体以四大经络为主，其穴位大多是静脉放血点、经穴和气穴，诊断主要运用望、闻、问、切和方位推算法；蒙族医学注重饮食疗法和药物、针灸、按摩、放血等疗法。

中医药文化符号促进了中华民族群体认同。中医药文化中的藏象、经络、穴位等概念和中药材等文化符号在民俗、文艺作品中广泛渗透，促进了中华民族群体认同。如很多少数民族将端午节视为“草药节”，围绕祛湿、避秽、健体等中医药理论展开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以救死扶伤、仁者爱人、大医精诚的伦理观塑造的医者风范，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尊崇。

总之，中医药是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文化认同是中医药文化的天然属性。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和诊疗内容虽各有特色，但文化共识是主流，表现为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文化认同。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哲学思想、诊疗实践和文化符号都是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群体认同。

中医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器

健康长寿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望。数千年以来，中医药一直是中华民族健康的守护神。中国地大物博，为寻求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和药材、实现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各民族间不断进行着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第一，各民族间的医药交流交融历史悠久。我国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大地不同族群间药物经验的初步共享也在上万年前就存在了。

在新石器时期疟疾频发，恶性疟疾发作时患者多牙关紧闭，不能饮药，预凿牙齿可以方便给药，救人性命，故史前有人工拔牙风俗，此风俗在后世各地各族人民中广泛遗存。在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人工拔牙现象普遍存在。汉代杨雄《长杨赋》载“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晋代张华《博物志》载，西南少数民族“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新唐书·南蛮传》载“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古自凿齿”。我国台湾原住民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也有拔牙风俗的体现，并且此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光绪年间。

用染料使牙变黑称为涅齿，可以预防龋齿，也是一种古老风俗。《淮南子·修务训》载，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台湾《风山县志》载“拔去前齿，齿皆染黑”，云南布朗族也有染齿的习俗。

第二，各民族间的医药交往交流交融内容广泛。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建立后，疆域空前辽阔，各民族间的医药交往交流交融内容更加广泛，各民族医药体系之间不断互动、吸收、融合，成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文献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将大蒜、胡麻、石榴、葡萄、苜蓿等作物引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药材品种。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记载了许多壮医用药，如吉利草、豆蔻花等。相传葛洪曾经在广西北流县勾漏洞炼丹，《肘后备急方》中有岭南壮医的不少记载，如岭南地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羌虫病）的经验。明代兰茂祖籍河南洛阳，具有深厚的中原文化底蕴，他在将中原医学带入云南的同时，足迹几乎踏遍云南全境，进行了深入的医学调查，最终完成具有鲜明地方性特色的本草专著——《滇南本草》。

中原先进的医药技术也传入边疆，促进了民族医的繁荣发展。甘肃武威古称“凉州”，自古就是多民族居住之地，这里出土的汉代医简，所载药物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有11种见于《名医别录》；所载医方36首，有的方名标明是“公孙君方”“建威耿将军方”“东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伤方”等，是汉族医学流传到该地的见证。敦煌遗书有医经10余卷，本草7卷，医方30余卷，较好地保存了古代中医学文献，也证明汉族医学在当地的繁盛。吐鲁番出土的医药文书，有《耆婆五脏论》《针灸节抄》《刘涓子鬼遗方》等。中原药物及西方贩卖之香药、石蜜等在吐鲁番交易，一份文书记载售香药2983斤，硇砂925斤，郁金根、石蜜等共4190斤，数量很大，可见贸易繁盛。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量医书和医生，包括治四百零四种病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等，这些资料被编译成《医学大典》，成为藏医学史上首部系统化的医学专著。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综合其内容，结合本土实践完成《四部医典》，构建了藏医学核心理论框架。文成公主极大地推动了藏医学的发展，现在拉萨药王山就有药王菩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造像。金城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大批医书，被编译成《月王药诊》，推动了藏医学持续吸收汉地医学精华。

第三，台湾与大陆的中医药交往交流交融。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增强了两岸同胞对民族和文化的认同。《隋书》载台民“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复”风俗，被收入《本草纲目》。郑和船队将姜移栽台湾夙山，名为三保姜，相传可疗百病。郑成功的幕僚沈佺期是福建南安人，精于医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许多将士因不服水土而生病，沈佺期救治了许多病危军民，他在台湾行医济世近20年，对病者不分贫富，治愈颇多，被尊为“台湾医祖”。沈光文是浙江鄞县人，随郑成功入台湾，被尊为“台湾孔子”，他晚年悬壶济世，深得群众的敬重。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两岸的医药交流交融更加紧密，数以百计的中医药人员赴台，促进了台湾中医药学的发展。台湾此时期名医辈出，出现了胡焯猷、吴沙、徐麟书、范元成、黄玉阶等著名医家。此外，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也引《台湾使槎录》资料，以“椰油”入药。台湾以蕉果少许置新生儿口中清热、椰油疗齿痛冻疮的经验也为大陆学者沿用。

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基础，是维持其活力与生命的重要纽带。中医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推进器，对逐步建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是“四个共同”的重要媒介

第一，中医药促进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中医药实践促进边疆稳定。《后汉书》载，邓训到武威任太守，发现“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柬，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邓训帮助人们革除了陋俗，传播医药知识，拯救患者，得到少数民族的拥戴。医学交流奠定了边疆治理的民生基础，中原地区向边疆输送药材与技术，促进了边疆的开发，增加了边疆居民的收入。唐代白居易《城盐州》一诗云：“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清代黄恩赐《竹枝词》亦云：“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千钱一斗矜时价，绝胜瘐田岁早丰。”

第二，中医药促进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中医药是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中医药史也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各民族医药在相互学习中不断提高，在交往交流中融合发展，中医药发展史也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史。辽夏金元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民族间因交流交融而产生的疾病谱变化，各民族间医药的碰撞，对中医药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刘完素敢于突破前人认识规范，独树一帜地创立和倡导“火热论”，既与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体质强劲的特点有关，也与金世宗为图富强，鼓励创新，形成较活跃的学术气氛有关。

第三，中医药促进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是主要原因，中医药文化也具有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特征。各民族医药交融互鉴，逐渐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如中药羌活又名“护羌使者”“胡王使者”，是古代羌族人民的良药，传入中原地区后被广泛使用，成为常用的发散风寒类解表药。清代赵瑾叔《本草诗·羌独活》：“驱风胜湿孰为君，羌独由来足冠军。色紫气雄羌有力，色黄气细独多勋。透关不使邪钻骨，利节何愁痛在筋。觅得胡王真使者，却教酒浸几多觔。”《回回药方》产生于元末，是一部汉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汇合而成的医学著作。元代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设有回回药物院，有学者认为《回回药方》可能为该机构的处方集，书中既有民族药物，也有很多中原特产药物。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吸收了《回回药方·折伤门》的很多内容，汉族医学的很多内容也因此书被少数民族广泛接受，如赤芍、茜草成为少数民族常用药材。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多伦奇草赤芍香，守望滦京晓梦长。千古清幽身似玉，一生淡雅自芬芳。”清代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之物产·其二十九》：“照眼猩猩茜草红，无人染色付良工。年年驿使驰飞骑，只疗秋塍八蜡虫。”

第四，中医药促进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精神。中医药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以人为本的生命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平和阴阳的和谐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安时处顺的生死观、未病先防的居安思危精神、医者仁心的博爱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大医精诚的医学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等。这些根植于生命关怀的精神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石。

玉缀珠连石榴红，休戚与共杏林情。大力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黄新生  河南省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