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淬本草 挺身纾国难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巨变，在风雨飘摇中，中医药的发展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谱写了排挤与斗争、桎梏与反抗的壮丽篇章。民国时期，中医受到西医的冲击，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一度面临废止困境。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前，中医药的“科学”之争被暂时搁置，临床疗效被置于首位，其在抗战中的独特优势和显著疗效有目共睹，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尊重。在战争烽火中，中医药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实现了体制革新、技术突破与理念创新，不负国粹之名，点燃了民族医学的复兴之火，为中国军民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医技之变”造就战场守护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西药相比，中药在外形、药理及服用方法上存在诸多不同。1933年上海出版的《科学国药》中写到：“惟国产药物，依然保守古始的状态，无非草根木皮之饮片，绝无现代科学的工业色彩，外形既不雅洁，容亦多粗糙，炮制之术多不合于药理，服用方法又非常不便。较诸西药，雪霰精粉、银精玉液、定量之确实、制造之精美，诚有霄壤之别！无怪国人日趋西药、渐远中药矣。”时势所趋，中医药若要求生存，势必要对中药进行改良。

抗战时期，国医大家对中药饮片的加工和炮制技术、鉴别方法和生产工艺以及中药的煎煮技术等进行了改良和创新，中药西制之法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改进剂型以便于运输、携带、服用，在战火熔炉中为负伤战士、民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新路径。1938年，国民政府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收集名医祖传验方，生产出肝素粉、止咳水、救急水、防疫丹等几十种西制中药。金陵首席中医张简斋献“人丹制造法”，此方以中为主，中西兼顾，对于预防、治疗疫暑有奇效。《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中记载：“官兵难民之患内外症者，就诊于本所，结果良好，舆诵载道……”

在物资短缺、西药匮乏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赋予中医中药新的内涵，中医药以新的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医药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可因地制宜随地取材，“木屑竹头，亦可驳骨舒筋；青草树根，尽足还魂。”陕甘宁边区以“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对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进行科学地综合研究与改造”为主要任务，用化学方法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制成麻黄素、黄岑碱、当归油等，或采用其他方法制成桂皮酊、陈皮酊等。还在改进中药剂型上下功夫，逐步以浸膏来取代中药丸剂的传统做法。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边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面对日伪严密封锁，1940年杜伯华受命组建晋察冀边区制药厂。他将中医验方与现代医学结合，以《伤寒论》经方为基础改良战地急救药，采用蒸馏法提纯本土药材有效成分，建立药品临床试用规范流程。杜伯华带领工人以“三土精神”（土法生产、土产原料、土洋结合）研制出解热镇痛片、消炎粉等43种战地急需药品，创造“一斤草药换十发子弹”的抗战奇迹。聂荣臻司令员给予高度评价，“这些土药片，比洋炮弹更摧敌胆！”

此外，1944年鲁之俊在毛泽东“团结中医，发挥中医作用”的号召下，主动向中医针灸大家任作田学习，并在白求恩医院开展针灸临床，结合解剖学等现代医学研究改进针灸技术。鲁之俊通过对80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多个门类，经过中西医比照研究，认为针灸方法有刺激血液环境、增加白血球、兴奋神经机能、增强新陈代谢等作用，可以促进疾病痊愈，有效推进了针灸技术科学化理论化。

以“理念之变”构筑疫病隐形防线

抗战时期，中医药对自身的医学理念、思维方式、理论体系进行了一系列自我调适。近代中医药学科的构建就是对传统医学核心理念的延续、改造和发展。1933年4月，中央国医馆公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首次采用近代自然科学学科分类方式，将中医药学科分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两大类。以期通过可量化、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以及能够诉诸实验研究的方式走向“科学化”。在此基础上，中医药界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引进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在抗日战疫中再立新功。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对重庆、西安等主要内陆城市展开了大规模轰炸，导致这些城市出现大量难民。难民居无定所、卫生条件差，极易引发疫病。同时日军在各地空投鼠疫杆菌，人为制造鼠疫，军民苦不堪言，防疫战疫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中医结合西式方法和理念，利用报刊向大众介绍、推广疫病预防知识及治疗方法，并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为民众及时提供治疗方剂。例如，1939年西安发生霍乱，《西安晚报》刊登了治疗“时疫瘴气、霍乱吐泻、肠腹绞痛”的活人丹、十滴水药丸等。报刊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医分享、交流知识的重要平台，传统社会中极具专业性的中医知识开始在公共媒介大量展示宣传。1941年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其预防法基于西医“清洁”“消毒”理念，发出避免蚊蝇的呼吁，佐之芳香辟秽药物以清洁空气，针对霍乱、痢疾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在战火纷飞与疫病肆虐的抗战时期，中医药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既不盲目自信尊经崇古，也不拘泥自守坐井观天，而是始终秉持自省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内核，以改良促振兴，因时而变，因势而新。以“医技之变”“理念之变”重现辉煌，中医药界人士积极践履传统儒医式的济世情怀，不畏艰险、不惧生死，运用自己经验之所长，书写“医药救国”的传奇。中医药在战地救护与疫病防治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与显著成效，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王俊英 赵玉洁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