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全新使命

近期阅读由山西中医药大学教授赵雪丽编译的《傅青主女科》汉英对照版，深感恰逢其时、意义重大，为赵雪丽多年辛勤研究成果感到震撼，也为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又一大作感到由衷钦佩。

中医古籍译作开启中医药国际化早期探索

中医古籍，是中华传统医学智慧结晶的载体。中医古籍的国际传播不仅是医学知识的流动，更是不同文明的对话。从唐代的零星外传，到明清时期的系统译介，历代中医古籍的国际传播，将中医理论体系与临床实践成就推向世界。

中医古籍的国际传播可追溯至唐代，当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书通过使节、商人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但这一时期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活动，更多是原版书的流传与抄录。日本平安时代的医家丹波康赖在《医心方》（984年）中引用了《素问》《伤寒论》等20余部中国医书，虽未进行完整翻译，却通过选录与注释，成为中医古籍在日本传播的早期载体。由于东亚、东南亚地区均属中华文化圈，汉字原著的流通相对顺畅，原著的传阅应属常态。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是中医古籍在东亚传播的鼎盛期，出现了一批专业的医家译者。吉益东洞（1702~1773）以“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伤寒论》，其译本《类聚方》影响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方向。这些日本译者并非简单直译，而是结合本土医学实践进行“创造性翻译”，使中医古籍在日本形成了独特的传承体系。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开始涉足中医翻译。1688年，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作为康熙皇帝的侍医，接触到《黄帝内经》等医典，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书信中首次向欧洲介绍中医理论。他在《中国现状》中简述了阴阳五行学说，虽未形成系统译本，却开启了中医古籍西传的先河。

19世纪，随着西医东传与殖民扩张，中医古籍的国际传播进入系统化翻译阶段，译者群体逐渐多元化，出现了传教士、外交官与本土医家合作翻译的模式。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与中国助手合作，在《华英字典》中收录“阴阳”“五行”等中医术语，首次为中医概念赋予英文对应词。

1851年，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Hobson）在《中国医书》中翻译了《本草纲目》的部分药物条目，虽因文化隔阂存在不太准确的表达（如将“气”译为“vitalenergy”），但开创了西医视角下中医古籍的译介路径。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译者是法国汉学家苏烈（GeorgeSouliédeMorant），他于1899年出版《黄帝内经・素问》法译本。苏烈精通汉语与中国文化，采用“直译+注释”的方法，对“经络”“精气神”等核心概念保留音译，并在注释中引用《说文解字》等文献追溯词义演变。该译本被收入《法国汉学研究所丛书》，成为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医的权威文本。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医古籍的国际传播进入专业化、多元化阶段，译者群体以医学研究者、汉学家为主，翻译目的从文化猎奇转向临床应用与学术研究。1986年，德国汉学家文树德（PaulU.Unschuld）出版中医经典著作《难经》的英译本，采用英汉对照、译注结合的模式，全面呈现了《难经》的原文和有价值的注解，并于2003年推出葡萄牙文版本。之后又主持翻译《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纲目》，向西方人还原了真实的传统中医和古代中国的世界观。

中医古籍译作的国际传播，开启了中医药国际化的早期探索。这些古籍译作大多是外籍学者完成的，他们虽然崇尚中国文化，也有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但毕竟较少经过系统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难以对中医药核心理论与临证技术体系做到客观准确地理解和翻译。鉴于此，由系统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和中医药教育，并且具有扎实的外语功底和翻译水平的学者来翻译中医古籍名著，就十分必要。

《傅青主女科》极具传播价值

《傅青主女科》堪称中医妇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最大成就之一在于将中医妇科学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傅山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对各种妇科病症的诊断与治疗形成了独到见解。《傅青主女科》中的方剂堪称经典，对中医方剂学发展贡献卓越。书中方剂不仅在国内被历代医家推崇，还随着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为当地中医妇科发展提供了重要方剂来源。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医药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广泛传播至东亚地区。《傅青主女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朝鲜、日本等国中医妇科的发展。在朝鲜半岛，李氏王朝时期对中医药极为重视，《傅青主女科》传入后，成为当地医家研习中医妇科的重要典籍。朝鲜医家在学习借鉴其理论与方剂的基础上，结合本土临床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朝鲜传统医学中的妇科内容，促进了朝鲜中医妇科体系的完善。在日本，江户时代汉方医学盛行，《傅青主女科》中的医学理念与治疗方法深受日本医家关注，一些日本汉方医家对书中方剂进行深入研究与应用，将其融入日本汉方医学临床实践，提升了日本中医妇科诊疗水平。

惜因前所述，译者多为外籍学者，难免在核心理论和关键问题方面存在偏颇，中医药界急需一种新的原著译作问世，以满足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的需求。

《傅青主女科》汉英对照版促进不同文明对话

《傅青主女科》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其理论构建深受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汉英对照本将这些文化元素一同呈现给国际读者，让世界通过中医妇科这一窗口，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魅力，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桥梁，其本质是在不同语言体系与文化语境中实现意义的精准传递与价值的有效延伸。成功的翻译作品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通过创造性劳动达成的“再创作”，既须忠于原作的精神内核，又需适配目标受众的认知习惯。读过赵雪丽的《傅青主女科》汉英对照版，感觉其基本具备语言转换的精准性，做到了从“字面对应”到“意义对等”；文化内涵的适配性，体现跨越语境的意义重构；读者需求的导向性，兼顾专业性与可接受性；风格基调的一致性，再现原作的“精神气质”；价值意义的延续性，从“传播”到“再生”的升华。

《傅青主女科》汉英对照本的出版，为国际中医教育提供了权威、经典的专业教材。国外院校在开展中医妇科教学时，可直接选用该对照本作为教学参考，使学生能够原汁原味地学习中医妇科经典理论与知识，加深对中医妇科核心内容的理解，培养出更多精通中医妇科的专业人才，推动中医妇科教育在国际上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加速，需要大量既精通中医专业知识，又具备良好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通过学习《傅青主女科》汉英对照本，国际学生在掌握中医妇科知识的同时，能够锻炼其中文阅读、理解和交流能力，培养跨文化思维。中国读者则可以学习中医专业知识的英文表达，提高英语交流能力，这种跨文化能力有助于他们日后在国际医疗合作、学术交流等活动中，更好地传播中医药知识，促进中医药与国际医学的深度融合，为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与应用贡献力量。（张俊龙  山西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