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颂平：承岭南名门风骨 立妇科杏林标杆

作者简介　罗颂平，女，1957年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岭南妇科病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第二届全国名中医，第六批、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岭南罗氏妇科流派”负责人和第三代主要传承人。

从岭南罗氏妇科流派的第三代传承人到全国名中医，从接过父亲罗元恺手中的接力棒到成为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践行者，罗颂平用40余载的躬身耕耘，书写了一部“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中医妇科传奇。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罗元恺先生的独生女，她幼承庭训，后融汇中西，以“肾脾为生殖之水土”的理论创新，为无数家庭圆了生育梦。如今，年近古稀的她仍坚守临床一线，年门诊量近万人次，同时带领团队持续攀登，推动岭南罗氏妇科从岭南走向世界。

近日，本报记者围绕她的从医之路、学术思想与传承创新，对她进行了专访。

问：罗教授，您出身于岭南罗氏妇科世家，父亲罗元恺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您是如何走上中医这条道路的？这段“幼承庭训”的经历对您后来提出“肾脾是生殖之水土”的理论有什么影响？

罗颂平：走上中医这条路，对我来说几乎是水到渠成的。我的祖父是晚清儒生，以儒通医，在家乡开设诊所。到了我父亲罗元恺这一代，他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现广州中医药大学），成为岭南罗氏妇科的第二代传承人。

罗元恺《送颂平赴美进修（一）》手稿。

我孩提时期，正是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创办初期。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许多中医前辈聚在一起讨论学术、探讨疑难病证，有时谈笑风生，有时激烈争论。在这种氛围熏陶下，我觉得中医很神奇、很有用。我父亲每天忙于编写教材、备课，案头总摆着《黄帝内经》《景岳全书》这些经典。他写出的讲义和论文初稿，都让我帮他抄写在方格纸上。后来他要给《景岳全书》的妇科卷做点注，就要求我先把线装原著一段段抄出来，并为原文加上标点。就这样，我打下了古文的基本功，也系统学习了张介宾的妇科专论。

更重要的是，父亲让我看到了什么叫“仁心仁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经常带学生下乡巡回医疗，常有患者找到家里。有时他刚下班到家，门口已经有人在等了。他往往顾不上吃饭就先接诊。这种悬壶济世的情怀，是我从医的最大动力。

至于“肾脾是生殖之水土”这个理论，也正是源于对父亲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我父亲在1982年提出了“肾-天癸-冲任-子宫轴”学说，强调肾、肝、脾三脏的协同作用。我在临床中发现，岭南地区气候湿热，患者多见脾虚湿困。结合岭南地域气候及体质特点，凝练出“补肾健脾、平调阴阳、顾护真阴”的诊疗思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生命孕育就像种子发芽，既需要先天的“种子”，也需要后天的“土壤”。所以我提出“水土乃孕育之本”——肾是水，脾是土，水土充足，才能经调而孕育子嗣。这个理论，其实就是把国医大师邓铁涛的“五脏相关理论”和我父亲的生殖轴理论结合起来了。

问：您的成长路径非常独特，既有家传、师承，又有院校教育，还有两次赴美研修。您如何看待这种“中西汇通”的经历？2001年在耶鲁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补肾中药对卵细胞发育的影响，这是否是您对“衷中参西”的一种当代实践？

罗颂平：是的，我的学术经历确实比较综合。家传给了我一粒种子，院校教育给了我根系，师承让我汲取了前辈的养分，而两次出国研修，则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1988年到1989年，我首次赴美国芝加哥医学院，师从国际生殖免疫学专家Alan Beer教授。那一年我掌握了流式细胞仪分析方法，回国后率先开展免疫性反复流产的主动免疫治疗。2001年，我又获得教育部资助，到耶鲁大学医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在Harold Behrman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展单味中药菟丝子、附子促进小鼠卵泡发育的体外研究，并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

罗颂平（右）在美国芝加哥医学院研修时与Alan Beer教授（中）合影。

这两次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我父亲当年就经常“衷中参西”，他会了解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再根据中医的辨病与辨证，提出中医药治疗方案，往往疗效很好。我做的研究，本质上就是用现代研究手段，去阐释“肾主生殖”的科学内涵。这不是用西医替代中医，而是让中医的疗效说得清、道得明。比如我们后来创制的“助孕丸”，就是基于这个思路，经过32年的临床应用，2023年入选广东省首批“岭南名方”，而且是唯一的中医妇科制剂。

问：您在临床中提出了“肾脾是生殖之水土”的理论，并建立了“调经-助孕-安胎”的完整诊疗体系。能否给我们讲讲最能体现您学术思想的临床案例？

罗颂平：我曾经诊治过一个26岁便卵巢早衰的患者，由于提前闭经，西医建议长期采用雌孕激素序贯治疗以维持月经。这名患者已婚且有生育需求，前往生育中心咨询试管婴儿，却被评估无法取卵，无奈之下来到我这儿求医。对于此类患者，我以登山为喻鼓励她，她需靠自身努力攀过三块“石头”，先恢复月经，再实现排卵，最终再争取怀孕。

约1年后，她实现了首个治疗目标——无需激素即可自主来月经。随后，相关指标也显著改善，促卵泡生成素（FSH）从62 mIU/mL降至16mIU/mL，成功排卵并自然受孕。 产后患者持续接受随访，孩子2岁时，她带着健康的女儿前来复诊，并提出再生育需求。经过约1年的治疗调理，她再次自然受孕，并顺利诞下第二个孩子。

古人云，“凡看妇人病，入门先问经”。女性主要的生理特点为月经与妊娠，调经、助孕、安胎虽各不相同，但互相联系，互为前提，是中医药调治妇女生殖障碍的重大课题，能体现和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

问：您不仅是临床大家，更是卓越的学科带头人。您带领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从省级重点学科，一举跻身国家重点学科，后来又拿下了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这4个“国字号”。这个过程一定非常不容易，您是如何做到的？

罗颂平：确实不容易。我1997年接任学科带头人，当时我们学科虽然底蕴深厚，但高层次研究项目偏少，博士比例偏低。我分析了优势和短板，定了一个目标：必须在医疗、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各方面齐头并进，全方位进入“国家队”。

2002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当时教育部启动第二轮国家重点学科遴选，我正好在耶鲁大学研修。我专程回国赴京答辩。团队几乎不眠不休地准备材料，设想专家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我的博士导师、第二代学科带头人、全国名中医欧阳惠卿教授现场坐镇，让我信心倍增。最后，我们从学校8个省级重点学科的末位，逆袭成为4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这一突破，不仅是荣誉，更是转折点——我们的团队从“单兵作战”转向了“集团冲锋”。

此后，我们持续发力，先后斩获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区域中医妇科诊疗中心等“国字号”建设项目。我们还建设了两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并成为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核心课程《中医妇科学》课程联盟理事长单位。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学科建设需要“学科文化”来凝聚人心。我父亲有句治学格言：“博学笃行，业精于专。”我们把它传承下来，又提炼出我们团队的文化特质——“以德为先，和谐包容，求同存异，学贯中西，协调发展”。有了这股精气神，团队才能打硬仗。

问：您在国内外设立了15个传承工作站，还把“岭南罗氏妇科诊法”成功申报为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您看来，中医流派传承的核心是什么？如何才能让百年学术脉络“活”起来？

罗颂平：中医传承，核心是“人”。我父亲当年带我们，就是临床跟诊、讲小课、批改医案，手把手地教。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方法，通过师承带教、现场会诊和教学查房，提升青年医师诊疗水平。

罗颂平（前左一）门诊带教。

首先是以师承教育提升青年医师的中医基本功。通过发挥名医传、帮、带的作用，引导青年医师精勤于“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并辅以整理名医医案、撰写专著、制定诊疗指南等系统训练，从而切实提升中医诊疗水平，最终培养出新一代明医。

在团队建设早期阶段，我制定了“双轨制”的人才培养策略：一方面鼓励在职医师通过师承、在职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国内外访学等形式提升专业能力与学术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获得高一级学位和职称；另一方面则引进高层次人才，积极申报高水平项目，以提升整体素质，最终打造出学历与学缘结构合理、团结协作的一流团队。

我们还实行专科分化，设立多个稳定、可持续的研究方向，让学科的各个学术带头人分别带领自己的团队，积极申报各级课题，并邀请校外多学科专家指导，启动多项临床与实验研究。推行“项目负责人制”，鼓励青年骨干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现“人人有方向，个个担重任”。

这些年，我培养了114名硕博士研究生及各级传承人。其中，第四代传承人朱玲聚焦补肾法，开展延缓卵巢干细胞衰老的研究，已取得系列成果；第四代传承人郜洁创新性地提出“肠-胞宫”轴理论，用现代科技解析中医“种子培土”的原理，并将中西医协同诊疗方案推广至全国88家医院。

更重要的是，我们致力于推动流派走向世界。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我们举办了逾百场形式多样的学术讲座，传播学术思想与流派文化，这些讲座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惠及达60多万人次。前不久，我们再次赴澳大利亚开展岭南罗氏妇科流派的合作交流，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学术交流与推广，惠及更多学生、医生与患者。

问：最后，您最想对年轻一代的中医人说什么？

罗颂平：我想把父亲的一首诗，转送给所有年轻的中医人。1988年我第一次赴美研修时，父亲写了一首诗赠我：“展翅腾飞万里行，多闻博识可润身。中华儿女多英俊，科技新峰竞攀登。珍重人生锦绣程，学无国界术求精。广交师友存知己，天涯虽远暂居停。晚年有女足自豪，继业有人道不孤。新松盼长高千尺，蓝天做纸绘宏图。”

学中医不是一时的热情，是一辈子的坚守。我希望年轻一代能沉下心来，先把经典读深悟透，把望闻问切的临床基本功练扎实。不读透经典，临床便是无源之水。同时，要有开放的眼光，“学无偏执，行有定见”，既要传承，又要创新。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守住“医者仁心”的根本。我父亲当年经常顾不上吃饭先给患者看病，这种精神我一直记在心里。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对待患者当不分贫富尊卑，问诊多一份耐心，辨证多一份严谨，用药多一份审慎。

40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临床一线。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看下去、教下去。中医药的根脉，要靠一代一代人去守护。我相信，年轻一代一定能做得比我们更好。（本报记者 罗乃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