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彤：自然国学是中医守正创新的文化根底

作者简介 马晓彤，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自然国学研究分会主任委员，提出基于中医学的系统理论节奏论，体现中医本征的技术体系信息医学，以及贯通哲学、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传播六环节的中医现代化战略体系。

在现代中医发展的历程中，出现过众多发展模式的探讨，如“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中医原创思维”等，最新的倡导为“中医守正创新”。每一个模式的提出都反映着中医发展的关键点，而最关键者可谓“守正创新”，它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医的主体性出现缺失，传承与创新难以兼容。这一局面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到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传承与创新的统一？这些问题涉及中医事业发展的方向与全局。

中医发展困难的根源

从可感知层面讲，中医发展面临四个挑战，即基础学科薄弱、缺少兄弟学科、缺少规则制定权、缺少较强服务能力。其中第一个最严重，基础学科薄弱意味着传统文化传承不足，学者们对《黄帝内经》各持己见，难以统一。缺少兄弟学科，传统的工学、农学、兵学等体系不完整，其周围多为西医及与其通约的兄弟学科，如工程学、农学、军事科学等。缺少规则制定权，指的是中医技术标准偏西化，医疗、教学、产业多以西律中，自身理论体系难以传承。缺少较强服务能力，是指高水平的中医虽然存在，但一般而言，想找到高水平的中医，不是易事。

笔者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其根源有内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自身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出现停滞；外因则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文化带来的冲击。农耕文明充分发展的中国，形成整体论倾向的科学体系，以中医学为例可以看出其基本演变轨迹。

在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早期，包含儒家的整体论、墨家的还原论、道家的系统论等多元认知模式，随着汉代以降儒家思想的主流化，中医的认知模式也发生了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儒学化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学术性权威。宋代之后，传统整体论模式的儒学独大情形由于不再适应现实社会，出现了深刻分化，即整体论的程朱理学、还原论的陆王心学、系统论的张王气学。

中医领域也同步变化，整体论的理学在中国文化中依然是主流，而在金元区域系统论的气学则有了长足发展。有两个典型事例，一个是金元四大医家的兴起，另一个是以丘处机为代表的龙门派丹道家的鼎盛。伴随历史进程，整体论与系统论均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还原论被广泛应用，在哲学上兴起了陆王心学，而在中医学领域，则涌现出温病学派的诸多医家，其中代表性的学术思想是吴又可的“温疫论”，此外还有以自然属性研究中药学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注重解剖学的王清任《医林改错》。

生命是复杂的系统，单一视角不能全面认识疾病防治的规律，这便是中医学历史上出现模式演变现象的原因。在1830年《医林改错》问世后不久，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编译的《全体新论》出版。西医学传入国内时，其解剖学已经相当发达，中医便少有继续发展自身解剖学的机会。历史进入成熟的整体论模式中医学、不太成熟的系统论模式中医学与不太成熟的还原论模式西医学的互动阶段。先是出现中西汇通主张，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反映当时中强西弱的格局。然后出现中西医结合观点，核心思想是西体中用，反映着西强中弱的现实状况。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医内部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型，以及中医现代化的进程，中西医融合的趋势逐渐显现，其核心思想是中西平权，它反映着西医原有还原论模式式微以及中医系统论模式走强的现实。科学模式与文明范式息息相关，无法脱离。中国整体论模式的科学与农耕文明匹配，西方还原论模式的科学与工业文明匹配，而兼具整体论与还原论特质的系统论新科学则与正在到来的超越农耕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深度契合。

中医学虽然在自身传统内部生成了还原论模式的苗头，但由于主流整体论学术传统的强大惯性，以及不相适应的农耕文明社会环境，终究未能发展成势。而西方的现代还原论医学，既有工业文明的发展动力，也有历史上还原论文化环境滋养，因而不仅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主流医学，伴随西学东渐，也逐渐在中国本土发展壮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医学。

面对这样的强势竞争者，非主流的中医学，该做的便是与西医差异化发展，补其缺失，并在更高层面的新医学体系发展中占有合理比重。当前西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还原论模式的分子生物学纲领为系统论模式的系统生物学纲领，变还原论模式的生物医学路径为系统论模式的转化医学模式。中医若想在未来新医学体系中有合理占比，就得按照整体论与系统论的传统，完成可实证量化的现代转化，与正在转型但尚未成型的西医学齐头并进，融合创新，共同创造与新文明相适应的新医学。

理解中国文化的框架

在1840年前，中国文化具有强有力的主体地位，虽然偶有间断，但迅速修复，且能继续发展前行。但在其后的近200年，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被西学取代，经学权威大不如前，言必称希腊成为学界潮流，自然国学中的天地律算工农兵7科体系不存，仅中医学尚有体系，但仅能边缘化存在。当前强调的中医“守正创新”，说明主体性的“正”已经不牢，而“复兴中华文化”也是针对主体缺失的呼吁。伴随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文化主体性逐渐复兴，但至今还没有达到与自身国力相适应的程度。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狭义科学观作祟，它认为科学是还原论认知的结果，传统的整体论认知活动不属于科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国际上李约瑟中华文明与科学传统研究以及内生的国学热的推动，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长林等学者的引领与组织下，“天地生人讲座”经过10余年积淀，于2001年在《汉字文化》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自然国学”宣言》，核心思想为两句话：人类科学除了西方还原论模式，还有东方整体论模式；中国文化不仅有探索价值的人文传统，也有把握规律的科学传统。这就从根本上树立起广义科学观和全面文化观，对纠正狭义科学观和片面文化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笔者对中国文化的框架作出如下梳理：中国文化包括雅、俗两大方面，其中的“雅”是学术部分，也称为国学；“俗”则是生活部分，可称为民俗。国学又分为以价值为对象的人文国学，主要内容有社会规范与个人修养，如仁、义、礼、智、信等；还有以规律为对象的自然国学，主要范畴涉及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如天学、地学、律学、算学、工学等。民俗则指衣、食、住、行，娱乐、交往等活动。在这样的中国文化熏陶中，普通人以勤俭持家、友善待人为美德，属于精英阶层的学者则以习天人之学、行文武之道为光荣。

自然国学的概念虽然在2001年提出，但却是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的重要知识内容。人类各文明相同的是，当自我意识觉醒之时，面对生活环境中纷繁的事物，人们便会向自己提出两个基本问题：这是什么东西？我该如何对待？前一个问题标志着科学的诞生，后一个问题则代表着人文的出现。科学是规律之学，人文是价值之学，它们构成两大知识体系。早期的科学与人文难以分割，往往浑然一体。自然国学便是中国的科学体系，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不仅有人文国学，也有自然国学，只是不同学者对两者的关注度不同。比如儒家虽有自己的自然观，但更多将社会伦理看作自己的研究领域；墨家在科学研究体系化成果最多；道家则人文与科学较为均衡，有较强的多样性。真正成体系展示自然国学内容还是在《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中，两部百科全书的分类模式相同，均将知识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大部分自然国学的知识归在“子”部。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冲击，带来观念、体制、生活等多方面的变化。

关于中国科学部分学者有三种片面认识：一是中国无科学，科学是舶来品；二是中国有博物学，没有科学；三是中国有技术，无科学。这些回答均以西方近代科学为标准，造成一些混乱。笔者提出的自然国学八科分类中的七科——天学、地学、律学、算学、工学、农学、兵学，早已被西方科学的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工程学、农学、军事学取代，仅存中医学尚成体系。当前仅有中医学成建制存在，能否正确认识这几个关键问题：中医是科学吗？中医是博物学吗？中医是技术吗？对中医发展至关重要。按照西方还原论科学的标准，中医不是科学，可归入博物学和传统技术，但需注意，还原论科学是近代以来西方形成的，以实体分析与线性量化为方法的科学体系，适合处理物理问题，而面对生命、认知、社会这些复杂问题，则捉襟见肘。

笔者以为，科学是多元的，以还原论模式为科学标准的狭义科学观有局限，既曲解了科学，也阻碍科学进步。博物学是近代西方将无法纳入还原论科学模式的自然探索活动所归类的知识体系，似乎中医可以归入此类，但它模糊了博物学与科学的界限，造成理解中医的困扰。若说中医是技术，则否定了它的理论体系，只能视为低水平的经验医学范畴。采用何种标准，不能以势力大小为准则，而要遵循合乎规律、有利发展的原则。按照广义科学观，中医是探索生命运动与疾病防治规律的学问，当然是科学。它不能纳入还原论现代科学体系，但可以归入可实证量化的系统论科学模式，不适合看作博物学。中医学有自己的认知模式、体系框架、传承谱系，具有典型的理论科学特征，不属于简单化的技术门类及经验医学。仅有上述论证还是不足的，人类医学一直都与体系化的科学同在，若独家孤行，其可持续发展与规范存在将不可能，它离不开息息相关的由多学科构成的科学体系这个知识群落，这就是自然国学。

由此可见，自然国学是中医发展不可缺少的文化根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医学主体上还处于传统医学状态，但走在现代化的路上，并不断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它既包括可与博物学通约的经验医学，也包括有理论支撑的体系化的医学，不能以偏概全。在这一点上，自然国学因为提出了明确的广义科学观与全面中国文化观，将发挥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作用。

中医守正的支点

通过分析中国文化框架可知，中医学属于自然国学的八科之一，是探讨生命运动与疾病防治规律的科学知识，它的守正原则是继承固有的认知模式，而非价值观。这里要强调的重点在于，不能采用强调价值观的人文国学来指导中医的守正，长期以来普遍采用的人文国学教学在帮助中医树立主体性方面的作用较弱。只有清晰认识到国学的两分法，并自觉研究自然国学的基本属性，且与中医实践相结合，才有可能为中医的守正提供支点。自然国学的认知模式为哲学层面的核心内容，具有普遍性，八科通用。由于其余七科已经体系不完整，只有通过仅存的中医学管中窥豹。

这一认知模式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元气论的本体论、整体论（系统论）的认识论、以神统形的方法论和典型信息的实践论。落实到科学层面，经络、脏腑、气血三个生理学范畴由元气论贯通；阴阳、五行、六律三个象数学范畴由认识论贯通；辨证论治、医养结合、个体化诊疗三个治则大法由方法论贯通；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三因可制宜三个操作规程由实践论贯通。如此这般，中医自然守正。

有了守正的前提，创新便有了正确的方向。创新不是与古人不同为新，而是提出前人不曾提出的有意义的问题，或者提出更为经济、便捷的新方案等。另外，中医学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充分发展的知识体系，已经在原有模式上十分成熟，按照既有模式创新的可能性很小，空间也十分有限，因此应该以守正继承为主，很难创新。而创新则在提出新问题、解决老问题的前提下，超越整体论传统主流模式，采用符合现代科学的实证与量化原则，进行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但是，这里所说的中医现代化，是守正创新基础上的，以中医为主体的现代化。而中西医结合，则是在中医现代化的前提下，与西医的平权结合。

中医现代化已经提出半个世纪之久，但至今没有研究出令人满意的成果。对这个命题，学界均认为中医应该现代化。但如何现代化则有三种认识。第一种认为，古代揭示的生命运动与疾病防治规律是不变的，变的只是文化语境，只要通过语言诠释，让今日中国人和外国人能够读懂中医古代文献，加上必要的说明，并按照传统模式实践即可。第二种认为，古代中医积累的知识仅为经验性的片段，缺少内在联系，不符合现代科学规范，应该纳入现代西医学框架，可融入者留，不可融入者弃。第三种认为，传统中医学不是知识碎片，有系统性的内在联系，但与西医学模式不同，彼此无法通约，仅仅做出语言诠释是不够的，最根本的办法是按照中医自身规律进行适当的实证与量化，使之实现符合中医整体论认知模式与信息医学技术本征的现代转化，从而比传统中医学更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行动力。

按照三种观点，中医界分为三个学派，即古典派、西化派和系统派。三派因为对中医现代化的实现方式选择不同，而形成三个分离的学术纲领，且对中西医结合有不同的态度。古典派认为不需要中西医结合，且不能中西医结合；西化派认为需要中西医结合，且能够通过西医化完成这一结合；系统派则认为，中西医结合形成高于古典中医和现代西医的新医学是必要的，但不能简单化地将彼此装入对方框架，需要通过建构系统科学这一超越的新体系，将两者平等融入。这将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以笔者之见，系统派与其他两派并不在一个层面，代表了中医创新的方向，并且它也可以与其他两派兼容。以自然国学为守正的文化根底，以现代化为中医创新的方向，那么系统论便是使之统一的思想灵魂。

中医问题的哲学反思

西学东渐以来，西学主流成为中国本土的强势话语，诸子百家、宋明理学这两个传统文化中的哲学高峰逐渐边缘化。就中医而言，也有两个学术高峰，一个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后，以《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秦汉高峰；另一个则是北宋五子之后，以金元四大家和明清温病为代表的宋明高峰。可见，医学发展与哲学兴盛彼此关联。伴随中国哲学式微，中医学失去依傍，不得不在主流的西学中寻找依托。对中医来说，西方哲学主流的机械唯物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以及西方非主流的辩证唯物主义便是可供选择的纲领。哲学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种西方哲学的影响加之与其适应的现代科学，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复杂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在当前语境中，若想让中医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哲学反思必不可少，反思的重点在于质疑，同时也是为了更有力地为自身的合理性辩护，这是能否守正的前提。当代学者应该熟练掌握中国哲学，才能做到“守正”。当前中医最大的理论困境，是人们常常偏向实践，回避理论。必须找到突围之路，从根本上解决中医发展的瓶颈。可行的办法是，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进行比对，透过语言找到彼此内在联系。

在长期的探索中，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是关键：一是要明白，中西文化各有特点，不能简单类比套用；二是要找其间联系，需要一个适当的桥梁。最终发现，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心物二分，中国心物合一。而联通两者的桥梁则是心物既分离又统一的整体论与还原论所融合的系统论科学认知模式。这是科学哲学的命题，因此更适合科学问题探讨，也要求学者有一定科学素养。简言之，还原论的要旨在于认识事物，要以研究对象的实体性基本结构为本，而整体论则以研究对象功能性的整体状态为本。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笔者对常见哲学流派的特点作一简要分析。

机械唯物主义，注重客观的物质实体基本结构分析，原子论、细胞学就是典型，认为不了解原子，无以知宇宙，不熟悉细胞，无法懂生命。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有一个万能的主宰，可洞悉一切，人类只需皈依这个主宰，个人的知识与意志可以忽略不计。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外在的一切都是虚妄，唯有自我本心才是万物的尺度。在中世纪的西方，神学世界观为其主导性的认识论与价值取向，这可看作西方的整体论。而近代以来，机械唯物论与主观唯心论为西方的主导性认识论与价值观，两者看似有矛盾，却能在科学上和谐统一。若按照科学哲学的观点看，神学世界观类似整体论，而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则类似还原论。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兴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一道独特风景，其特征类似系统论。先秦诸子百家中思想性较强的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和法家，其中儒、道、墨三家更具代表性。就其认识论而言，儒家注重无所不在的“天”（客观唯心主义），墨家强调每一个具体实在的“人”（机械唯物主义）与能够管住人的“神”（主观唯心主义），而道家则主张介乎天与人之间的道（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基本特征看来，儒家思想与整体论接近，墨家思想与还原论接近，道家较为复杂，可视为相对整体论，即有还原论色彩的整体论，用今天的话说，可称为系统论。东方传统的系统论是有还原论色彩，或者说有还原论要素的整体论，本质上还是属于整体论，因为它有整体论倾向，还原论成分不是主流。西方现代系统论与之不同，它的倾向是还原论，本质上属于还原论。

到宋明理学，三派虽然名义上都称作儒学，但就其内在本质看，却与先秦三派有着神似之处。程朱理学强调外在的“理”，其意与儒家的“天”相通；陆王心学，认为心外无物，同时重视身体力行，与墨家本质无异；张王气学，运行在理（其意通天）、心（其意通人）之际，天人交感，合二为一。如此看，笔者认为理学侧重整体论，心学侧重还原论，气学侧重系统论。

若这样的认识合理，回望中医历程，《黄帝内经》中包括整体论、还原论和系统论三论，《伤寒杂病论》侧重整体论，金元四大家侧重系统论，明清温病侧重还原论。在传统语境中，中医并无这种认知与表达方式，但在当下西学主导的语境中，这样的认知与表述意义重大。其依据在于两点：一是人类认识具有本质上的相通性，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二是在中西文化交织的环境中，彼此诠释势在必行。也许西学不在乎中国文化的说法，但中学则必须了解西学的内涵，并与自身认知建立联系。

《黄帝内经》被认为是医学经典，也被看作富有哲理的哲学著作，但要从认识论与价值观的高度审视之，就要将它与其成书时代的主要哲学流派联系起来。在先秦形成的诸子百家中，体系完善，认识论与价值观明确的哲学流派有三家，其中儒家强调“天命论”认同绝对权威，和西方科学哲学中主张整体观念，同不可分割技术的整体论主张内涵一致，可将两者联系起来，便于理解。在《黄帝内经》成书过程中，哲学的影响是复杂而间接的，将儒、道、墨思想中的认识论以今天视角提炼出来，有助于深刻体会其深层含义。而《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辨证论治便是整体论的典型观念与方法。墨家与儒家反其道而行之，反对天命论，而主张个性化的“明鬼”和分析性的“格物”，这与西学中关注主体自由的内心感受与外在客观的实体分析的还原论异曲同工。《黄帝内经》中大量的解剖学知识，以及关于“形”的论述，便与墨家思想联系紧密。道家介乎儒墨之间，如果将儒家的阴阳五行与神关联，将墨家的解剖与形关联，那么道家则在形神合一的中间，与主张整体论与还原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很吻合，《黄帝内经》中的“经络”便是鲜明的例证。

这样的比较分析，可以达到三个积极的目的：将中医学与中国哲学关联；将中医学与科学哲学关联；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关联。这对于认识中医学的科学性，推动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十分有益。历史上的中医以整体论为主流，得到充分发展，《伤寒杂病论》是典型代表，而系统论的金元四大家和还原论的明清温病学则是其补充；近代以来的西医以还原论为主流，也得到充分发展，细胞与分子生物学是典型代表，其中的整体论与系统论是其补充；而中西医融合时代的新医学任务，则是将两个传统中的系统论发扬光大，彼此平等互动，超越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