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剂开给当代人的“心药”

《长安大国医》剧照。 受访者供图

近日，由音乐剧导演樊冲兼任编剧、作词、作曲与总导演的大型国风音乐剧《长安大国医》在北京、上海等多地上演，广获好评。剧情背景设定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唐玄宗寻回女儿虫娘，公主深陷“离魂症”，太医署束手无策。朝廷张贴榜文，谁能治好公主，便封“大国医”，剧中提出核心立意：医身更要医心。全剧也将中医情志理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编入剧情，望闻问切、草药针灸等在舞台上一一还原。

看过的人不难发现，此部剧打动人的不仅是跌宕起伏的故事，更是对每一个观众内心的治愈。

“每个人都像是一味药。”

“剧中双男主的名字黄奇宝与苏郁就源于中药名称，对应的正是黄芪与紫苏两味中药。”樊冲介绍，黄芪升阳，紫苏散寒，一句话既点出了两味药的功效，也暗合了两个人物的性格走向：黄奇宝炽热外放，苏郁温吞内敛。而围绕在虫娘身边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白玉竹，对应的则是玉竹，一副味养阴润燥的药材。“三味中药，三种性格，共同构成了虫娘身边的‘药方’。”樊冲说。

除了剧中主角的名字定位，剧中所唱歌曲都充满了中医药的元素。

“一钱石菖蒲的罪状，刻在我攥紧的手掌”，这是剧中《熔炉》的歌词。“石菖蒲本是开窍豁痰的药材，在剧中却成了苏郁因违反禁忌症加入药方而被流放的罪证。”樊冲说，包括其他曲目都直接将药方唱了出来，如“酸枣仁加六钱白芍，龙骨生地党参甘草，夜交藤加白茯苓慢慢熬，七个疗程见疗效。”“这些音乐既推进了舞台节奏，又让晦涩的药方变得亲切。”樊冲如是说。

“每个人都像是一味药。”樊冲介绍，剧中的戏剧冲突、人物关系、重大事件，几乎都潜藏在中医药的学术体系之中。观众往往要刷两三场，才能真正抓取到那些藏在中药名字和中医术语背后的戏剧信息。

谈起为何要创作一部以中医元素为背景的音乐剧，樊冲思索良久，“高中时候，我最好的同学得了抑郁症，他在我大二那年去世了。从那以后，就一直想做一部关于心理方面的音乐剧。”樊冲坦言，包括在工作室里和年轻人聊天，发现他们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着精神上的焦虑。“所以这个主题很难定，我也一直在琢磨从什么样的切入点去做。”

最终“心病还需心药医”这句话给了他创作的方向。“这句话体现了中国式哲学智慧。”樊冲说，“虽说西方有荣格、弗洛伊德，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心理学作品，但属于国人独有的方式在舞台上却还很少见。”于是樊冲开始研究中医药学和心理的关系，后来在《新唐书》里看到了“虫娘下嫁苏发”这一段寥寥数语的历史记载，给予了他写作灵感。“我想的方式就是借古喻今，把故事放在唐朝这个遥远的时代，可以用喜剧、寓言方式来讲。”樊冲介绍，整部剧给人的感觉是很欢乐的，因为讲心理上的东西最怕“沉”。“后来你会发现眼泪是可以和笑声共处的，你说解决情志病，大家看完之后还郁闷了，这肯定不行。”

于是，黄芪、紫苏、玉竹，这些原本躺在《本草纲目》里的药材，在盛唐长安的舞台上活了过来，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给公主治病的人，却照见了自己的病”

《长安大国医》的舞台上有一句诗，是理解全剧的钥匙：“虫娘一病风波起，各自召见谭春柱。”虫娘公主一病，所有人都来给她治病，但每个人在治病的过程中，照见的却是自己的病。

这正是樊冲用了半年多时间思考的核心概念——心魔。

“心魔是什么？心魔其实就是每个人心中最大的意难平，自己内心当中潜藏的难以言说的痛楚和欲望。”樊冲说。他没有把心魔处理成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外化到了每一个人物身上，让心魔有了具体面孔。

“黄奇宝的心魔如果放在当代便是‘逆袭者焦虑’。”樊冲说，他出身猎户之家，长大后想当医生，所有人都指指点点：“山猴也想上朝堂，撅着屁股爬宫墙。”“所以黄奇宝最怕别人说他是‘山猴’，这便是他最大的心魔。”樊冲表示，现在很多从小镇或乡村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焦虑，这就叫逆袭者焦虑。

苏郁的心魔是逃避。他出身医学世家，在长安世代开医馆，又是太医署的实习生，本该平步青云，却因为在一个禁忌症的方子里加入了石菖蒲而被流放。从此他信奉“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把自己蜷缩起来。“他的心魔其实就是逃避，不愿面对。”樊冲说，在长安给虫娘治病的一路过程中，苏郁才渐渐明白，他需要面对自己的懦弱和逃避，最后他选择留在了长安。

而白玉竹的心魔最为复杂，也最让观众议论纷纷。有人说他“颠”，有人说他“恋爱脑”，但在樊冲看来，白玉竹则是这部戏里“唯一一个真正的病人”。他背负着三重压力：父权压制——父亲一直瞧不起他，觉得他给白家丢脸；朋党纠缠——太医署咒禁科被张皇后控制，他奉命要在虫娘的药里“加点东西”让她死；爱与控制——他和虫娘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因为爱她，他把毒药乌头蜜换成了蜜糖，让虫娘喝了不会死，但也一直好不了。“这个爱与控制，也是他的一个心魔。”樊冲说。

至于虫娘公主本人，她的“离魂症”在历史上没有具体的病症记载，“其实就是抑郁症。”樊冲表示，虫娘的心魔是身份认知的不匹配——既当不好公主，又做不好道姑，一直处在一种“不配得感”里。但她其实是个“人间清醒”，能看清长安的局势，最终选择离开，在宫斗中全身而退。

“所以当你梳理清晰人物故事主线后你会发现，最开始给公主治病的大夫们，最终照见的是自己的病，到最后却发现最该需要治疗的人是自己。”樊冲说，这或许是《长安大国医》最锋利也最温柔的地方——它用一个唐朝故事，照见了每个当代人内心深处那个“心魔”。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治愈’”

“看音乐能治得了病吗？显然不能。”樊冲表示，但可以给观众启发，病并不可怕，而是要调理自己的内心。

“这就和中医调理相贴切了。”樊冲说，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调理，和音乐剧带给观众的2小时的快乐与思考，在本质上是一脉相通的，“它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治愈’”。

也正因如此，《长安大国医》在传播中医文化时选择了一条“深入浅出”的路径。樊冲说：“你看老中医讲话基本上都是大白话，让你一听即懂，比如‘你这个药别断’‘好好睡觉，别熬夜’等。”这也是他在第一轮演出后不断修整剧本的原因——把太晦涩的对白修掉，让观众能够一目了然。

这种“双向奔赴”也正在从舞台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上海演出期间，《长安大国医》与4家医院展开了合作。“剧组还和医生合作做脱口秀形式进行交流，演员去医院给医护人员演唱桥段，医生和演员之间互相碰撞创作想法。”樊冲说，舞台上的“治病”故事，正以一种真实方式延续到舞台之下。

在樊冲看来，音乐剧就是传播中医文化的绝佳载体。“《长安大国医》是一部非常好玩的喜剧，但这当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人生内核和我们的身体的内核。”

“或许这便是中医文化在当代最动人的传播方式。”樊冲说，它不需要板起面孔说教，也不需要把经典理论硬生生搬上舞台，它只需要把黄芪和紫苏变成两个有血有肉的人，把情志病变成一个唐朝公主的“离魂症”，把“心病还需心药医”变成2个小时的笑声与眼泪。“然后让每一个走出剧场的人，在某个深夜心魔敲门的时候，记得点一盏灯，让它待在光下，也无妨。”（本报记者 姚晶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