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菊人《行医笔记》手稿寻访记

《行医笔记》局部　 首都图书馆提供

2025年8月初，热浪席卷北京。一天下午，ICU接到了急诊科打来的急会诊电话，一位80多岁的老人昏迷、高热，多脏器衰竭，需要立即高级生命支持。电话快挂断时，对方补了一句：“患者是张菊人的嫡孙。”

转入ICU后，我们快速评估，确诊为热射病——中医里的“重症中暑”，该疾病的死亡率非常高，救治过程也因此并不顺利。脏器损伤恢复期极慢，伴随着高龄和热损伤带来的免疫抑制，多重感染、耐药菌感染、基础病的诱发加重等，治疗的棘手问题接踵而至。我曾一度感到悲观，老人还能不能走出ICU？

我未听闻张菊人有从医的后人。听到患者是张菊人的嫡孙，我们就更加紧张。我在上学时就读过《菊人医话》，薄薄的一册，但内涵非常丰富，常常使人回味。在北京中医医院上班之后，医院给每位年轻医生又发了一册《菊人医话》。此时，遇到治疗的瓶颈，久久地思索对策，不禁就翻阅起书架上的《菊人医话》。

张菊人生于1883年，是燕京地区治疗温热病的临床名家。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北京中医医院建立，他放弃私人诊所的高额收入，投身新中国中医药事业，担任了医院首任副院长，承担查房、门诊等医疗工作。我们看到的《菊人医话》，是他去世前一年定稿，为了赶上给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他经常夜阑执笔。可他临终也未能看到正式印刷出版的书籍。我们原以为，先生留存的医疗经验止步于此，令人惋惜。

再次回到残酷的医疗现实，老人的热射病后免疫抑制和复杂耐药菌感染依旧棘手。虽然在翻阅着《菊人医话》，但我并没想着能从中找到直接的答案。因为时代不同，疾病谱不同，医疗背景也是不同的。然而，还是翻到“暑病”相关几页，“暑温”多“夹湿”，张菊人是不会知道呼吸机、血滤的，当然也不会知道“免疫抑制”，但是他能从“暑温夹湿”把很重的病人救活，我又何必悲观呢？老人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但是感染反反复复，时常让人觉得会再度抗感染失败而陷入休克。“夹湿”的病本就缠绵难愈，每天一换方也只是我的焦虑投射，欲速则不达，为了让心绪安静下来，我放下对“西医病名”的执着，老老实实地察舌看脉，透解湿邪，之后5~7天微调一方，最终使老人顺利地拔除气管插管、脱机呼吸机和血滤，成功走出ICU病房。

仿佛张菊人有灵，用其医术启发我，借我之手而泽及后人，堪称一段跨越时空的医缘，一段难得的医林佳话。

既然张菊人的后人还在，也许他的医疗资料还可以再次寻访。我把想法向老师刘清泉汇报，他十分赞同，支持我们先申报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在老师指导下，我们充分准备并通过了“张菊人名家研究室”申报答辩，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系统的资料收集。第一站是医院的医史馆，并未发现资料；第二站，是医院病案室，有幸查阅到了建院初期的部分病例资料，从泛黄的病案中找到了一些查房记录，弥足珍贵。但这些内容还不够。

2026年6月中旬，通过医院离退办我们联系上了菊人先生的嫡孙，决定先从直系亲属的访谈开始搜集一些资料。联系之前，我们还有些忐忑，不知老人境况如何。听到电话里清晰洪亮的声音，我们松了一口气。老人很爽快地约好了时间。当天下了一场大雨，暴雨暂停的间歇，我们沿着美术馆后街走到老人家里。

从ICU出来后，在老伴的精心护理之下，老人身体恢复得很好，生活可自理，精神很好，语言清晰，思维敏捷。老人事先做了准备，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提前找出了菊人先生的一些照片，等着我们的到来。访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老人回忆了早年跟随祖父生活的情形，讲祖父刚正不阿的性格，讲与袁鹤侪、杨浩如、孔伯华等同道朋友的往事，讲祖父为国际政要治疗疑难疾病的故事。我们深受触动，但也遗憾，年代久远，加之多次搬迁，老人并未留下文字资料。老人又介绍了另一位家人，张菊人的外孙女张绮桂医生。

在拜见菊人先生的外孙女之前，我们基于前期对萧龙友生平的研究基础，广泛查阅各类数据库，然而无论以“菊人”还是本名“张汉卿”检索，所得资料都十分有限。他曾参与的廊坊霍乱防治等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也很难查到涉及他名字的准确史料。资料的搜集再次陷入困境。

转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前辈，在某次拍卖会曾看到过一本医学资料，似乎和我们正在研究的医家相关。这再次激发了我们发掘菊人先生医学资料的热情。经多方了解，这本资料被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中心收藏。在医院和首都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如愿看到了这本“医学资料”，果真是张菊人的手稿，图书馆命名为“张菊人行医笔记”（以下称《行医笔记》）。

笔记记在一个32开的笔记本上，厚度约200页，扉页有张菊人的签章，翻阅完整册笔记，可以看出，这是先生晚年有意识地系统整理门诊病历的一项工作。他在笔记本的不同部分标注病名，围绕病名摘录重要病案。有些病案是从两年间收藏的门诊病案中逐一摘出，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红笔记症状，蓝笔记用药剂量。有些是新近遇到的精彩病案，字迹工整地补录。连续记录病例之后，附有简要按语和分析，尤其对疗效不太满意的案例着墨更多，其中也有死亡病例的记录与探讨。

有一例溶血性疾病，经治疗后病情未得到控制，患者连续就诊7次，最终离世。笔记详细记录了病人临终前的神志特点，留下了翔实的临床资料。其中还有两页危重症救治记录，从字迹判断，似乎是让学生帮助誊抄后夹入手稿的。此外，还有一篇关于奇经八脉的论述。

笔记的主要内容里会记录当时的日期，如“57年12月22日，星期日，阴，有小风”，表明这是当天的记录。结合手稿中许多当天日期的记载，我们推测笔记撰写始于1957年秋，结束于1958年下半年。有些抬头记录的是较久远的日期，没有天气和星期，可能是手抄的回忆摘录。结合《菊人医话》序言，我们发现先生晚年，尤其在中医院门诊时，有意识地保留了门诊病历记录。笔记中许多内容是基于已有病历的系统整理。对照现行刊印的《菊人医话》医案，它与这册《行医笔记》基本没有重叠。

从时间上看，《菊人医话》正式出版于1959年，故《菊人医话》的手稿定稿应在1959年之前。一种可能是，先生在《菊人医话》基本定稿后，仍希望系统梳理经验，开始了《行医笔记》的整理；另一种可能是，《菊人医话》与《行医笔记》同时进行，但在整理中发现系统梳理所有病案工作量太大，以老人的体力和精力难以完成，于是临时改为概述式的口述结合门诊病历的形式，先呈现《菊人医话》献礼新中国成立10周年。

对于《行医笔记》如何从张菊人手中流出，又经过怎样的流传轨迹，最终被拍卖，并被首都图书馆收藏，已经难以确知。但从细节可见，它曾被其间的收藏者认真翻阅并留下痕迹，一页白纸条上写着某位患者的生卒年月，如“袁世海（1916~）”“康生（1898~1975）”，扉页上还写着“治疗名人杜近芳”。这应是收藏者在翻阅中，对张菊人为社会名流的诊疗产生兴趣，所做的简单标注。

张菊人的临床经验极为丰富，笔记涵盖外感病、温病、危重症，如麻疹、肺炎、猩红热等，以及内、外、妇、儿各科。治疗方法也多样，例如1957年5月6日的医案记录了一位中风病人的救治过程，包括针刺选穴与方法，展现了传统医者针药并用的临床特点。这本《行医笔记》体例完整、内容充实，由先生亲自整理，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我们将《行医笔记》的信息转达给了张菊人的嫡孙，也在后续对张绮桂医生的访谈中，向其展示了由首都图书馆提供的部分扫描件，两位晚辈均感到莫大的意外与惊喜，非常希望能一睹手稿，如同再次与祖父面谈一样，重温当年祖孙温情。书稿出版或许仍面临收藏方与家人的“所有权”和“出版权”等问题，但我们都在努力推动解决，这份《行医笔记》是张菊人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愿它早日问世，为祖国医学学术的发展再添一抹色彩。（陈腾飞 北京中医医院　杨钦翔 北京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