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文献之山，涉医籍之海，成研究之范例

清代，乾嘉学派兴起，崇尚汉学，子学随之兴。秦汉时期的医学著作得到重视，古医籍整理成为风尚。不仅政府层面仍在沿袭前代政策，整理了许多古医籍。个人整理古医籍的数量更是远超前代，成为主流。整理质量也普遍较高。此外，一些地方团体也参与到古医籍的整理工作中来，校勘出版了一些价值较大的医学丛书。

清代整理古医籍的成果卓著，著作多，但也显得杂乱。前辈研究者往往从具体的医书入手，取其一瓢。如马继兴先生对《神农本草经》研究成果的梳理、钱超尘先生对《太素》相关著作的总结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若欲对清代整理古医籍的整体成就进行总结，非是不能，实在是如攀高山，如涉大海，过于艰难。

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著作

不过任何时代都不缺勇者，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杨东方《清代整理中医药文献研究》正是这样一部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著作。这当然也是因为杨东方有“金刚钻”，所以才敢揽这“瓷器活”。据杨东方在后记里说，他关注清代文献已有20余年，工作以后，更是注重清代整理医学文献的研究，对《四库全书·医家类》尤其注目。此前，他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研究》一书，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界多有称道。

清代对古医籍的整理如果是一座高山，若要攀登而上，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只是要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法。我们且看杨东方是如何做到的。

《清代整理中医药文献研究》一书除《绪论》外，正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对《古今图书集成》中《医部》与《药部》的研究，第二章是对《医宗金鉴》的研究，第三章是对《四库全书·医家类》的研究，第四章是对各地官书局校刊医籍的研究，第五章是对武昌医官校刊医籍的研究，第六、七两章分别是对医家和藏书家整理校刊医籍的研究。按上文所分，可明显看出，杨东方是从清代政府对医籍的整理入手，以《古今图书集成》《医宗金鉴》和《四库全书·医家类》等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体系。官书局和武昌医官作为地方团体，可视为是政府整理医籍的延伸。这些团体或带有官府背景，但又由于组织并不那么严密，同时也有很强烈的个人性质，并由此牵出许多整理医籍的“个人”。

以浙江官书局为例，杨东方注意到，在作为浙江书局最早刊刻、且可称为代表性成果的《二十二子》中，收入《黄帝内经》一书，正是由于俞樾的推荐。浙江书局刊刻《二十二子》，自然是经过多方论证的官府行为，但将《黄帝内经》收入其中，就明显带有强烈的个人性质。浙江书局刊刻《黄帝内经》，参与校勘的人员很多，主要完成人员有黄以周、余肇均和冯一梅等人。其中冯一梅是俞樾的学生，也是经俞樾推荐才入职浙江书局，并负责《黄帝内经》的校勘工作。冯一梅在完成此书的校勘后，也由此走上医籍整理校勘的道路。如他曾在光绪九年（1883年）向浙江书局建言刊刻医学丛书，很可惜未被采纳。但在此之后，他参与了丁丙、丁申主持的《铜人针灸经》和《西方子明堂灸经》两书的校勘工作，并各撰有《校勘记》一卷，附于书末。后来，又校勘了《太素》残本四卷（现存稿本）等，是清代整理古医籍的重要人物。由此可知，浙江官书局就像是一个中间环节，上承清代政府整理古籍的背景，但又由于俞樾的参与，医籍《黄帝内经》得以成为被整理的对象，冯一梅等人也得以参与进来。

在研究中构建出“干-枝”体系

如此再回过头来看《清代整理中医药文献研究》正文的七章，便可知其中的深切用意。也因此，一个完整的体系便被构建了出来。在这个体系中，政府整理古医籍的行为就像是一个吸铁石，学者、医家、收藏家等都像是一个个铁钉，被吸附上来。政府整理古医籍的行为也像是一棵大树的树干，学者、医家、收藏家等都是从树干上长出的枝丫。有些枝丫长势旺盛，也会很粗壮。

在清代整理古医籍的研究中构建出这样的“吸-附”体系或“干-枝”体系，明显有着重要的意义。很明显，相比于“只取一瓢”的研究来说，构建出这样的体系以后，可以找到一条主线，把重要的整理成果都串起来。更是有利于研究者抓住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理清脉络以后，再修修补补，相关研究也会容易很多。

举例来说，在既往的医学史研究中，潘霨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人物。但其实他曾校勘刻印过大量的医书，在清代医学图书的出版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一直担任官职，是晚清官场上重要的人物，也通过个人的“交际圈”，让一大批学者和官员对医学产生兴趣。杨东方在《清代整理中医药文献研究》第五章中，就注意到潘霨对柯逢时的影响，将这样一个人物串到清代整理医籍的这条线中，使其真正的历史地位得以彰显。

当然，杨东方此书构建出了一个研究的框架，书中关于《古今图书集成》《医宗金鉴》和《四库全书·医家类》的研究很精彩，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相信其他的学者仍还能找出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杨东方的研究更像是一种范例，是此类研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相信杨东方教授本人的研究也将会在此书的基础上，有更繁盛、更深入的发展。（于业礼  上海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