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终德永在 人去范长存

编者按：我国中药炮制学科奠基人之一、中药饮片行业泰斗、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孝涛研究员，于2024年3月16日逝世，享年95岁。斯人已去，但他对中药事业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对人生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仍激励着后辈不断前行。

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本版刊登王孝涛传承工作室他的几位弟子的追忆文章，为广大读者呈现大师生前的种种“细节”，展现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王孝涛在阅稿。

永远乐观的“耄耋青年”

恩师王孝涛研究员，于2024年3月16日10点22分驾鹤仙逝，我呆立床前，看着医生护士默默收起抢救仪器，悲痛淹没心底。我不相信，一天之前还和我通话40分钟，在电话里说笑的老爷子，就这么走了。

王孝涛老师在我眼里自有导师威严的一面，但很多时候，我想起他时，最想说的一个词，是年轻。

第一次见王老师是2008年。当时我是正准备进站的博士后，他是面试组的专家。那天下午，面试是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之后强行结束的，因为面试时引申出来的中药质量问题讨论，激起了王老师的兴趣，老爷子不停地提问、倾听、讨论，已经是完全停不下来了，最后主持人不得不在反复约定会后继续讨论之后，打断了王老的提问。

面试一周后，我在中药所楼下偶遇王老师，老爷子立刻认出了我，就站在楼下小花园边，又和我讨论起了对中药质量和中药饮片的认识。王老师聊着他对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作为中药产业三个环节的划分，并进一步提出中药全产业链质量控制的目标。老爷子一边聊，一边不断问我的看法，这种聊天，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聊着聊着，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慢慢开始脚疼、腿疼起来，我穿着运动鞋，却也站不住了，就忍不住问：“王老师，您累不累？”没想到老爷子完全不在意，说：“我不累，我不累。来，你说说这个……”临走，还给我布置了一大堆问题，让我回去考虑。之后，我特意去打听王老师多大年纪了。当我听说王老师已经80岁了，不禁脱口而出：“怎么可能！80岁怎么会这么年轻！”

原来，王老师年轻时候，经常深入田间、医院、药店和工厂，采集药材标本，收集炮制经验，练成了一副好体格。20世纪60年代，王老组织全国专家，深入医院、药店和工厂，每天白天跟着老药工师傅进行炮制操作，晚上把各项操作参数记录下来，第二天再跟老药工师傅进行核对，然后开始下一轮操作。就这样，收集了全国28个省区老药工的炮制经验，把历代各家口传心授的炮制经验用文字记录了下来，终于编成《中药炮制经验集成》。

《中药炮制经验集成》的待定稿。

进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之后，跟王老师接触多了，我发现，王老师的年轻，不单是身体年轻，也是心态年轻。

老爷子非常乐观、风趣，和他聊天，经常聊着聊着，就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王老师著述甚丰，早年编纂《中药炮制经验集成》和《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等著作时，工作量大，条件又艰苦，积劳之下，王老师颈椎滑脱，一只眼睛也几近失明。老爷子向我谈起这些时，我既崇敬又震惊，心情也不免有一些沉重，但老爷子完全不理会这些，笑嘻嘻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只有一只（好）眼睛，我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一目翁，看东西一目了然，你觉得怎样？”当听到我的赞同之后，老爷子得意地取出了一枚刻着“一目翁”的印章，一边让我观赏，一边讲述着印章的来历，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

一目翁印章。

我成为王老的弟子后才发现，王老师的年轻，更重要是思想年轻。王老师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并能很快接受。王老师85岁左右学会了发短信，换了智能手机后，老爷子90岁高龄又很快学会了用微信，时常从微信上了解国家的中药政策和中药行业发展情况。启动《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增修时，我向老爷子汇报此次修订会借助电脑软件编校，修订书稿的同时可以形成相关数据库。老爷子一听特别高兴。之后不久，老爷子专门找了半天时间跟我讨论：“老年人要与时俱进呀，请你们年轻人给我讲解一下，什么是大数据，什么是云平台……”那天，我跟王老师说，他也是年轻人，是一个时刻学习新知识的“耄耋青年”，老爷子哈哈大笑起来。

今日想来，点点滴滴，音容宛在，而那个永远年轻、永远乐观、那个时刻关注着炮制学科与饮片行业发展的“耄耋青年”，竟然已离开我们了，不禁潸然。（张志杰）

他影响了我的人生方向

2024年3月16日，对我来讲是个异乎寻常的日子。我的恩师王孝涛先生，驾鹤仙去。

记得1983年春节刚过，当时我还是江西中医学院的大四学生，我们班4位同学去中药炮制教研室做毕业实习，炮制老师布置我们4人收集文献资料，整理1980版《中药炮制学》统编教材中270多个品种的炮制历史沿革内容。我们4人手上没有一点文献资料，就去图书馆找到了王老198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地黄炮制沿革的论文。我们以王老的文章中历代炮制沿革表为模板，依据《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开始整理。当时我们还不太熟悉炮制，王老这本书很厚，我们4人分工，把270个品种每味中药饮片从167部文献里查找出来，再一个个摘抄。整整5个月实习中，我们仿照王老文章，照葫芦画瓢整理出270味中药的历代炮制沿革表，分别采用蜡纸刻写、油印，装订成上下两册。同时，仿照王老地黄文章，我选择当归历史炮制沿革研究写成了我的毕业论文。

《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

跟王老神交的故事就从这时开始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国炮制界的泰斗，也没有见过他，仅仅因为毕业实习的需要，参考、仿写了王老的书和文章。出于对王老的尊敬和感谢，毕业时，我很冒昧地把我们油印的《历代炮制沿革表》和我的当归历史炮制沿革研究毕业论文手稿，一起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王老。

我邮寄文章时已经向王老说明了文章仿照他的文章，我想王老也一定觉得我仿写的文章很不成熟。但让我惊讶的是，王老很认真地帮我把这篇文章修改后推荐给了《中药通报》（现《中国中药杂志》）。后来《中药通报》编辑部的老师告诉我，是王老热情推荐给编辑部发表的。这正是王老提携后学的高尚人格精神所在。

我当时的志向是生药学。硕士研究生报名时，我看到招生简章上有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谢宗万先生本草生药学方向招生，我就报了名。

我幸运地去了北京，成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研究生。读研初期，多次在下班时看到一位和蔼的老先生路过我的办公室门口，看见我就打招呼，我也礼貌地点头。当时我不知道他就是王老。熟悉后，他才告诉我，他就是王孝涛。我说：“啊！我1983年时给您写过信，也把我的论文寄给您。”他说：“哎！我就知道是你。因为看到录取的研究生里面有你的名字，又是来自景德镇市药检所，当时就知道是你了。”后来王老每天下班路过我的办公室都来跟我交流，就这样，我和王老很快熟识起来。

1988年我硕士毕业留在中药所工作，跟王老有了更多接触机会。王老从生药学转到炮制学研究，后来我也从生药学转到炮制研究室工作，可以说王老无声地影响了我人生的发展方向。

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中医药师承教育，那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因时间冲突，王老宁愿浪费一个指标，放弃了第一批招收徒弟的机会，说要等我读完博士回来，收我做徒弟。1997年我正式成为王老的传承弟子，也是王老第一个炮制传承弟子。

炮制学实践性很强，王老说学炮制一定要下工厂到实地去学习掌握老师傅对炮制工艺、饮片鉴别的隐性知识。他经常带我到一些著名的饮片厂考察特色饮片的炮制加工。很荣幸拜师期间，我通过跟师学习，对王老关于中药炮制的科研思路、研究范式、饮片标准以及中药发展的特色规律等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

师承结业后，我去了其他单位工作，但是跟王老的学习交流没中断，我一直坚持王老学术经验整理。在我成为王老徒弟20年后的2017年，我当选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徒弟变师父”了。我也会像王孝涛老师一样，把中药炮制传承下去。（曹晖）

“蝇头小字”提醒我们如何做好药

惊闻老师去世噩耗，我们心情无比悲痛。时至今日，拜师、跟师的点滴仍不断涌上心头。

拜师初见，如沐春风

得益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房书亭先生引荐，2015年1月23日，在广东省中医院原院长吕玉波的带领下，我们前往北京拜王老为师。

一见面，这位矍铄、和蔼而温和的老师，让我们倍感亲切。王老知道我们远道跟师不易，早做了周详安排。拜师礼后，他郑重地说，为了带好我们，特意委托其第一位研究生大弟子于留容教授和师承大弟子曹晖教授在广州带教，并着手安排我们与师兄们会面。王老的安排，犹如春风拂面，安抚了我们的怯怯之心。

蝇头小字，铭刻脑海

跟师的几年间，我们多次去北京拜访王老并跟师研习。王老寓所的客厅几乎被书柜和书桌占满，拉开一排排小抽屉，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小卡片，上面写满王老整理的资料，有他著作的手稿，还有早年他从事生药学研究的资料，弥足珍贵。

每次见面，王老都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从事中药炮制的经历和对中药炮制事业的思考。当年在饮片厂车间向老师傅学习炮制技术，他一边热火朝天、烟熏火燎参与劳动，一边还要煞费心思让老师傅讲经验并及时记录。他说，中药炮制要注重实践，合理的炮制工艺参数可以保证中药饮片外观质量和药效质量，而炮制工艺参数需要通过实践不断摸索并固定下来，还要与生产设备相适应。在他的点拨下，我们多次走进中药饮片企业的生产车间，协同产、研、用，生产出品相美、质量好的中药饮片。王老还鼓励我们积极挖掘岭南的特色炮制工艺并加以优化。在他的提议下，我们改进了广东省中医院长期使用的熟党参的片型，优化蒸炒薏苡仁、甘草水制地龙等岭南特色炮制工艺，并进行岭南中药特色炮制蒸法的内涵研究。医院的中药房空间有限，无法容纳各种炮制品，王老就支持我们搞临方炮制，满足临床的需求。每一次面授交谈，我们都豁然开朗，备受鼓舞。

我们整理编写王老关于毒性药物炮制的思想，打算集成专著出版。他让我们把写好的稿件寄给他，一笔一划地批改后再寄回。那一个个批改的蝇头小字，一条条或曲或直的线条，都是他治学严谨的力证。他还担心自己的字迹潦草，就附上短笺，叮嘱我们看不清楚一定要打电话沟通。他给我们批改的手稿，成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里面蝇头小字的批改，深深铭刻在我们脑海，始终提醒我们如何治学、如何做药。（林华  钟燕珠  龚又明）

他1953年写出了第一篇中药学术论文

1953年王孝涛（左二）在甘肃考察当归。

与王老初识是2010年。因为要在企业建传承基地，为了多了解这位炮制专家，就要到了联系方式。第一次给王老打电话很忐忑，电话那头传来浓重的江浙口音，开始有些听不懂，王老很有耐心地复述，最后确认了拜访时间。

王老住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1802房间。敲了几下门后，我听到一声不大但很清晰的应答。不一会儿老人热情招呼我们进屋坐下，然后亲自去冲泡西湖龙井。屋子不大，进门左手边是一个米色长沙发，上面铺着白色针织沙发垫。茶几上摆放着几份报纸、资料和一个放大镜，屋里后半部分，是一个放在窗边的大办公桌，两个座椅相对放着，左手边的座椅后是个大书柜，里面放了满满当当的书和一个个纸质抽格，桌子左边放着一个木制阅读架，桌子右边是个笔记本电脑。

看到我们对阅读架好奇，王老就说起了阅读架的来历。1970年左右批准出版《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原稿时王老在干校，放在单位的手稿因为单位搬迁被打乱了。那会儿大家都分散在各处，而出版时间已经很紧张了，该书共有100多万字，王老就只能一人进行第三次校对，因低头校对时间过长，第四、第五颈椎滑脱了，一低头就要晕倒。王老用旧木箱把办公桌抬高，就继续工作。搬到老年公寓后为了继续阅读资料，他就在现有的办公桌上放了阅读架。

常年的伏案工作让王老的视力也大幅度下降，右眼已近失明，放大镜加上很近的距离才能看得清。即使这样，他也长期保持着看书看报的习惯，看到相关的内容资料，标注或者剪下来分门别类制成剪报。遇到弟子们工作相关的内容就更上心，会打电话告知报纸杂志的期刊号码和相关内容，让我们重点研读后他再检查交流，并给予细心讲解和教导。最让我惊讶的是，虽已是耄耋之年，王老还在不断学习使用新工具，从翻盖手机到智能手机、pad、智能音箱等，王老都积极学习，遇到不会的就“请教”我们，就这样，虽然眼睛不好，王老也很快就学会了用短信、微信，还经常用微信和我们分享照片、资料、音乐。

深入交流后，我发现王老不光是炮制大师，他对药材鉴定、炮制设备设计、厂房建设均有深入研究。王老最开始学的是生药学，毕业后由于工作需要走上了道地药材研究道路，起初，没有系统学过中药的他一边钻研古代典籍，一边深入药材产地采集标本。王老说，第一次出去是1953年，当时书上写着6个当归品种，都是引用日本著作，要搞清楚当归的国产品种，必须要到产地去。“正值雨季，我们的汽车过兰州黄河桥后，有个斜坡，汽车刹不住了。那时很危险。车刹住后，司机跑来跟我们讲，大家都好，大家都好，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司机告诉我们，原来车刹不住了，差一点要到黄河里喝水去。”王老很豁达地笑着说。这次实地考察历时三个多月，王老写出了第一篇中药学术论文，首次确定了国产当归的学名，后来也被《中国药典》自1963年开始的各个版本收载。

再见面时，王老对建厂思考了很多，除了地点交通情况外，小到人流、物流设计，大到烟囱的位置都有考虑。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趋势，王老设计了很多中药炮制设备。他拿出多个自己设计的炮制设备手绘图，让我震惊之余，更多的是钦佩。在早年都是手工炮制的年代，正是这些不断迭代的工业化设备，使中药炮制从小作坊走向了工业化，也印证了王老留给我们的期望，“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曹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