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药的三类功效

•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与临床用药，前人发现某些药物对某一疾病有独特的功效。民间有不少单方、验方即属于此类，只是其在特异性、适用性、可靠性等方面多有欠缺。

•对证用药，又称辨证用药、对因治疗，主要是根据辨证的结论，明确病机根本，并予以“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或“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的纠偏调整。

•从治疗策略而言，减轻或消除当下的痛苦本来就是治疗的应有之义与基本要求。因此，治疗时决不能忽略标症的处理。

中药的功效，即中药的治疗作用。分析其表述形式，不难看出其实是与疾病的机理相对应的治法术语。而依其具体内容，从历代本草记述来看，则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对病功效、对证功效与对症功效，且常常混杂并论、未加区分。兹结合文献对此加以分析。

对病功效

尽管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治历史非常悠久，但关于“病”的概念，却一直缺乏一个明晰、规范的表述。现今则根据前人认识提出多种观点，或谓“指人体因特定的致病因素、发病规律和病理演变导致的异常变化过程，具有特定的症状和体征”，或谓“在病因作用下，机体正邪交争、阴阳失调所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全部演变过程，具体表现出若干特定的症状和各阶段相应的证候”，或谓“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过程”，等等。概而言之，“病”的核心要素大致包括特定病因、特有病机、特别表现等，反映的是病变全程全貌中的基本矛盾，即如《医学源流论》所言：“凡病之总者，谓之病。”

限于认知条件与思维方式，古人难以做到对一个疾病进行系统观察，对于“病”的认知与命名也大都只能以症状、体征或病因等为依据。尽管如此，中医学并未忽视识病的重要性。如《兰台轨范》曰：“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张仲景开创了辨证论治疾病的先河，实际上则是将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在辨病基础上进一步把握疾病的阶段性特征，再施以具体治法。汉唐以后，辨病用药仍为不少医家习用。

《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物未有“功效”项，而是将其混杂于“主治”内容中，且以对病功效为主。所述病名有170余种，涉及内、外、妇科及耳、眼、鼻、喉、咽等各个方面的疾病。如谓芍药“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谓葛根、栝楼主治“消渴”，谓牡桂主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谓黄芪主治“痈疽，久败疮”“大风癞疾”“五痔，鼠瘘”，谓干地黄主治“折跌绝筋伤中”，谓黄芩主治“诸热黄疸、肠澼泄利”，谓猪苓主治“痎疟”，谓丹参“破癥除瘕”，谓海藻主治“瘿瘤气，颈下核”“痈肿”“癥瘕坚气”，谓朴硝“逐六腑积聚、结固留癖”，谓栀子主治“胃中热气，面赤，酒齄鼻，白赖，赤癞，疮疡”等等。

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与临床用药，前人发现某些药物对某一疾病有独特的功效，如常山截疟、使君子驱虫、马齿苋治痢、鸡矢藤治疳积、滑石通淋等。民间有不少单方、验方即属于此类，只是其在特异性、适用性、可靠性等方面多有欠缺。

《中药学》教材也记述了一些药物的对病功效，如大蒜的“解毒杀虫，止痢”，鸦胆子的“治痢截疟，腐蚀赘疣”，青蒿的“截疟”，川楝子的“杀虫疗癣”，等等。

对证功效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反映了病变具体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及邪正关系等，能更全面、深刻、准确地揭示疾病的本质。总体而言，中医学认识和治疗疾病，既辨病又辨证，但尤为重视“证”的辨别，并据证立法以治疗疾病。正因于此，也就导致了“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出现。

对证用药，又称辨证用药、对因治疗，主要是根据辨证的结论，明确病机根本，并予以“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或“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的纠偏调整。中药功效的主体大都是对证而立的。

辨证论治的方法虽由张仲景所创，但关于药物的对证功效在《神农本草经》中已有一些记述，如谓人参“补五脏，安精神”，谓黄芪“补虚”，谓沙参“补中益肺气”，谓干姜“温中”，谓署豫（山药）“补虚羸，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谓麻黄“发表出汗”，谓紫草“补中益气”，谓牡丹“除癥坚、瘀血”，谓大黄“下瘀血……破癥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谓吴茱萸“温中下气止痛”，等等。其后的历代本草表述的中药功效也基本以这种形式为主。

《中药学》教材表述的中药功效绝大多数属于对证功效，如麻黄的功效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适用于太阳伤寒，风寒感冒或咳喘，风水等；柴胡的功效为疏散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适用于邪在少阳的寒热往来，肝郁气滞的胁肋疼痛、月经不调，气虚下陷的脏器下垂等；郁金的功效为活血止痛，行气解郁，清心凉血，利胆退黄，适用于气滞血瘀的胸胁腹痛、癫痫的痰闭清窍、肝胆湿热的黄疸等；半夏的功效为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适用于痰湿阻闭的咳嗽、眩晕、痞满、呕吐及瘿瘤痰核等。

对症功效

病变过程中，机体内会出现的一系列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所引起的患者主观上的异常感觉谓之症状，客观病态改变谓之体征。如《医学源流论》言：“一病必有数症……如疟病也，往来寒热、呕吐、畏风、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为疟，此乃疟之本症也。”尽管从病变标本的角度而言，这些外在的表象并不能反映病变本质，但从治疗策略而言，减轻或消除当下的痛苦本来就是治疗的应有之义与基本要求，如此既可使患者稳定情绪，树立信心，同时也为后续的治疗打好基础。因此，治疗时决不能忽略标症的处理，而应及时予以止痛、止咳、止泻、止血、止汗、止呕、止呃、止酸、消肿、消食、消石等，此即所谓对症用药。

《神农本草经》中记述的对症功效非常多，如谓半夏主治“伤寒寒热、心下坚、下气、喉咽肿痛、头眩、胸胀、咳逆、肠鸣、止汗”，谓细辛主治“咳逆、头痛、脑动、百节拘挛”，谓苍术“止汗、除热、消食”，等等。

中医学在实践中发现一些药物对改善某些症状有独特作用，如茵陈退黄，延胡索止痛，三七、仙鹤草止血，生姜止呕，瓦楞子、乌贼骨止酸，丁香、杮蒂止呃，川芎治头痛，天麻治眩晕，酸石榴皮、赤石脂止泻，车前子、冬瓜皮利水消肿，麻黄根、糯稻根止汗，焦三仙消食，金钱草、鸡内金消石，罂粟壳、乌梅止咳、止泻、止痛，等等。

随着研究手段的日益丰富，中药药理学取得了长足进步，中药功效的相应的物质基础及药理作用不断被发现，如抗炎、杀菌、抗病毒、抗氧化、抗肿瘤、抗肝损伤、免疫调节、解热、镇痛、降压、降糖、降脂、降尿酸、祛痰、镇咳、镇静、强心等，作用机理也得以明晰。但多年的临证实践表明，这种针对病理的药理学成果，对于强调辨证论治的中医临证而言却只宜作为参考，不能以此为据组方用药。经反复研讨、论证，目前业内多认为临证治疗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应是：在“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总体要求下，以辨证论治、对证用药为根本方法，同时根据疾病自身规律而辨病用药、整体把握，并充分考虑患者的感受，在尽量不掩盖病情的前提下对症用药，减轻痛苦。如《兰台轨范》提出的诊治程序是：“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

综上所述，中药的三类功效为临证用药提供了相应依据，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功效表述形式还存在许多问题：一者，由于许多疾病以主症或体征来命名，病与症的界限并非清晰明了，因而有时对症用药与对病用药并不易区分，如无论阳黄、阴黄，均可选用茵陈；无论热秘、寒秘，均可选用大黄等。二者，由于缺乏量化指标，要显示药物同类功效的不同程度则只能通过变换用词来实现，加之认知过程存在的个体化差异，使得中药功效表述的准确性与规范性都嫌不足，同义重叠、用语繁复、词意含混的现象相当普遍。三者，对病、对证、对症功效的杂合表述，既反映了对中药功效表述的不严谨、不规范，也折射出中药本身功效的复杂性，还说明了对其认识的不充分、不完善。这一点从历代对同一药物功效记述的差异中即可看出。当然考虑到客观条件与个人学识的局限，要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