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速食”时代与经典重逢
——《经方躬行医案集》的临床真味与生命厚度

《经方躬行医案集》闫云科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闫云科先生的《经方躬行医案集》犹如一股清流,以其朴实无华的临床记录,将我们带回中医最本真的状态——以经典为基,以病证为的,以疗效为验。这部凝聚了五十个春秋的临床心血的著作,不仅是一部经方应用的实用指南,更是一部展现中医临床思维过程的珍贵实录,在当下中医学术生态中具有特殊的示范意义。
细读本书自序,闫老师以“出身本非行医世家”自谦,实则其医学启蒙始于家学渊源——自幼随姑父习医,而姑父一族乃地方传承数代的名医世家。这种在传统师承环境中耳濡目染的早期教育,为其日后深研仲景之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后师从梁致堂、李映淮、刘绍武等经方大家,闫老师的学术传承既有民间医学的鲜活血脉,又承伤寒大家的嫡传真谛。尤为可贵的是,他将家传经验与诸位恩师“三阳三阴为纲,执简驭繁”的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有是证用是方,见是症投是药”的严谨临床风格。这种多元融合的学术背景,使得本书收录的医案既保持了经方运用的规范性,又蕴含着民间医疗的灵动智慧。书中对每个案例的记录,都不是简单的成功医案汇编,而是如实记载“治愈者有之,不愈者亦有之”的完整临床现实,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正是当代中医临床中最为缺乏的品质。
翻阅本书目录,从四逆汤到烧裈散,从亡阳证到胎盘残留,闫老师的经方应用范围之广令人惊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收录了大量生物医学认定为疑难重症的案例,这些案例绝非标新立异,而是严格遵循“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经方思维。书中一则过敏性紫癜案例尤为典型:患者双下肢紫癜月余,现代医学治疗无效,闫老师并未拘泥于常规的血热妄行辨证,而是从“汗出恶风”这一关键症状入手,断为“卫气不与营气谐和”,仅用桂枝汤5剂即获显效。这种“见病知源”的辨证能力,正是经方思维的精髓所在。
另一则产后乳腺炎案例更显闫老师临证胆识:患者乳房肿痛三月,抗生素与清热解毒中药并用无效,闫老师一反常规,从“恶寒、发热、无汗”等表证着眼,果断采用麻黄汤加减,三剂即肿痛消失。
在痛经治疗案例中,面对西医诊断为多囊卵巢的顽固性痛经患者,闫老师初诊以附子、干姜等温阳药物未见显效后,并未固守成法,而是创造性地从“胞络者系于肾”的理论出发,将子宫归为“表部”范畴,采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一剂即痛止。这种既尊重经典又勇于创新的辨证思路,为中医治疗疑难病症提供了宝贵借鉴。
闫老师晨起临证如将士点兵,午后埋首经典似学子求知似渴。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造就了他的深厚学养。书中那些看似信手拈来的经方运用,实则是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经典的结果。
《经方躬行医案集》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超越了普通医案集的技术层面,展现出中医临床思维的全过程。在治疗47岁女性崩漏案例中,闫老师不仅关注患者“身烘热、手心烫”等热象,更结合当年“少阳司天”的运气特点,运用白虎加人参汤两剂即止住持续33天的出血。这种将个体症状与天地气候相结合的辨证方法,展现了中医整体观的高明之处。
带状疱疹治疗案例则凸显了闫老师“扶正祛邪”的学术思想。面对经中西医治疗月余不愈的患者,他并未继续清热解毒,而是从患者“面色萎黄、脉象沉缓”等阳虚表现入手,采用理中汤加附子、麻黄等温阳发散之品,终获痊愈。这种“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治疗理念,正是中医区别于单纯抗病毒治疗的优势所在。
正是像闫老师这样五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深耕经典的先生们,用实实在在的疗效证明:回归经典不是复古倒退,而是对中医本质的重新发现。他们不慕虚名,不求闻达,如同沉默的中流砥柱,在时代浪潮中守护着中医最珍贵的临床智慧。历史终将记住这些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医者。
站在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关键节点,我们这一代中医人责无旁贷。当以闫老师这样的前辈为楷模,时不我待地接过传承薪火,既要“勤求古训”深入经典,又要“博采众方”圆机活法。让经方智慧在当代临床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既是对前辈最好的致敬,也是对中医未来最负责任的态度。《经方躬行医案集》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珍贵的医案,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守护好中医的根脉,让这门历经千年的医学智慧,继续造福苍生。(王海焱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燕兵 波士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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