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中医药情缘

张謇（1853—1926）。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科状元。在江苏南通，老百姓都亲切地尊称张謇为“张四先生”。因他在家中排行老四，又博学多识，故被尊称为“先生”。

张謇和中医药有着不解之缘，他认为“天之大德曰生”，因此十分重视医学。1912年，他与三兄张詧努力筹资建立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南通医院。题校训为“祈通中西，以宏慈善”，堪称办医药学校之大旨。今将张謇与中医药的渊源和故事详述如下。

少年时与中医药结缘

张謇曾撰《柳西草堂日记》，其中记载了居住在南通的三叔父张彭庚购下明代外科名医陈实功的居处住宅，其西边隔壁为陈氏捐建的药王庙。1864年仲夏的一天，年仅11岁的张謇用泥水匠的垩帚蘸白石灰浆，在扁鹊神龛之后背大书“指上生春”四字，字大一尺七八寸，庙中朱姓砚工大为赞叹，逢人便告“张家第四子能书”。此后六十年间，张謇曾为药王庙赋诗三首、题联两副。

1916年9月11日，六十岁开外的张謇看到药王庙外筑岸种树，感怀先叔父善举之余，趁兴撰《重题药王庙壁》诗一首，诗中写陈实功“祀神农、扁鹊、华佗，及汉张机，晋王叔和，梁陶弘景，唐孙思邈，金刘完素，明缪仲淳，元朱丹溪、李东垣，明汪石山、薛立斋十人”，使后人识得陈实功一生心仪的历代医家。诗中有“谁祓十龛尘”句，可证十人塑像也在龛中，装修考究。其中，汪机著《外科理例》，陈实功采用其方剂18首，辑入《外科正宗》，为临床常用验方。

1925年4月2日，《通海新报》发表张謇诗一首，云：“婆娑何代树，几阅海壖桑。见我童年戏，尊之大父行。心空秋荚瘦，顶秃午阴妨。未改平生敬，瞻依况此堂。”写作此诗一月前，张謇有移建药王庙和濠阳小筑同日分别上梁的日记。诗中提及的婆娑古树为皂荚树，此树植于陈实功之手，张謇在《因树斋匾跋》中叙述较详，因其“腐积蠹丛”，张謇派人整枝疏理，不久即显露茂盛的嫩芽，甚感“仰彼嘉荫，如对故老矣”的欣慰。此树原在门外西南角，经过庭院重新设计改建，将树圈在了院内。张謇亲书《因树斋匾跋》。因树斋，现为南通市张謇研究中心办公所在地。

因腕痛宿疾结识黄石屏

《柳西草堂日记》载，“1914年12月24日，江西黄石屏来，以针灸治肺虚病。次日，石屏复针”，因当时张謇诸事烦杂，黄石屏住一宿离去。1915年，年届63岁的张謇口述《针灸诠述弁言》，由三兄张詧代笔手书而成，堪称传世之作。因张謇在23岁时“学以‘拨镫法’作字，腕甚苦痛”，此后手腕时瘥时痛，《弁言》中述及，黄石屏“尝为余愈痹湿”，这“痹湿”当为腕痛宿疾。按《弁言》所述，黄石屏至少曾来通三次。

黄石屏，名灿，江西清江人，自幼随父游宦山东，曾任管盐务的“鹾官”。拜山东一医僧为师，学习针灸及内家功法，辛亥革命后弃官从医。黄石屏认为，金针性纯而入肉无毒，质软而中窍无苦，体韧而经年无折，称为“三善”。药灸能够培元可助兴奋力，宣滞可助疏通力，攻坚可助排泄力，称为“三益”，他强调施金针者要有内功为基础，“用金针贵有精力以运之”；至于施药灸者，要熟谙经典，“融会于灵素之中，变通于长桑丹阳之外”。学术上尊崇归安凌云之论，并有创新。他在上海、扬州、南通一带以“江右金针黄石屏”挂牌治病，由于他内功深厚，针法高超，各种疑难杂症无不应手奏效。黄氏金针流派至今仍独具一格。

创办医学院校及医院

张謇对沟通中西医情有独钟，因为“医，技而有学者也，其系人疾痛死生至重”，曾制订《中药经》的宏伟计划。

1912年，张謇等人出资创办南通医学专门学校，这也是中国较早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学校初设西医本科，“以高等学识技术养成医学专门人才为宗旨”，嗣后不久设中医本科。1914年11月，张謇亲题“祈通中西，以宏慈善”校训，统领医学院校的发展。宣统年间，张謇将原师范生熊辅龙派往日本千叶医校留学，1911年7月毕业回国。南通医院建立，张謇委任熊辅龙主持院事。1912年1月24日，熊氏在南通施行首例乳癌切除手术，获得成功。1915年4月30日，熊氏在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主持南通历史上首例人尸体解剖，观者达七八百人。熊辅龙成为南通近代医史颇有影响的一个人物。

张謇于1921年4月发表《拟集资订（中药经）征求同意书》（以下简称《征求同意书》），他说：“南通设医校有年矣，意在沟通中医，而效未大著，思之思之，乃计先通药学。药通然后可以求医之通。犹汽车、电车，药犹轨与道也。”按这样的思路，他认为：“医，技而有学者也，其系人疾痛，死生至重。”儒家的慈与医家的仁在张謇晚年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定分量。

张謇反复温习《汉书·艺文志》经文，体会到“是知汉以前之方技医、药固并重。惟中医言药，有性有气有味。性或古今不同，用尤经纬各异：有相辅以为用，有相制以为用，有相反相激以为用。故古代主治之说，不尽可从。其言西药便人服饮，良是。是在今日尤不能不取西医学说，以辅吾之不逮。”其意在中西沟通上，如何使中药的“服饮”如西药一样方便，应该撷取西医学说为我所用。

于是，张謇专注并系统地阅读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古代医学典籍，指出《本草纲目》凡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大都积于不用之地，非所亟也”。他接着说：“比晤德意志友人，访知柏林大学药物院教授托姆司（按：1917年南通大学农科聘）、化学工程师密勒（按：密勒曾对200多种中药材进行化验测定），皆邃精药物，与商此事，许赞其成。”张謇的目的是“意欲编订《中药经》发明本草之学”。《征求同意书》中计划“先延德密勒君来华，就南通农科大学化验室，为化学分析之试验，得其定性定量，然后以所得之药、所验之表，寄往大学托姆司君，征验所得定性、定量之异同，然后要求东西各国之药物学大家复验之；必举世大同，而后定一物之真用，而后辨吾古说药性与气与味之确否，而后著录以成经。”

张謇在《〈中药经〉博征同意书》一文中说：“通医之轨道惟何？必先明药。”提出了“通医轨道，必先明药”的观点，说理恳切而感人。遗憾的是，《中药经》之撰著没有实现，其原因不清楚。难怪著名学者胡适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张謇与三兄将捐资创办南通医院视作慈善之举。1924年，专题《书赠金品之》短文，给时任院长的金品之中医师。全文如下：

《子华子》：“医者，理也；药者，瀹也。理之言意，瀹之言养。”《淮南子》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苏轼《蜀谚》云：“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人费之说至有味。吾见今之医费人特甚，更不论前二说矣。品之习业医，慎之哉！

这篇短文不足百字，通篇以理、贵、费三个字贯穿到为医的品质，用三篇古人所说的短语“理之言意”。《淮南子》所说，为医不应该随病调高药价。“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此处之“贵”应作“重视”或者“看重”解。至于苏轼《蜀谚》，张謇慨曰“人费之说至有味”，说的是“学医”堪比“学书”，亟须探求医中之至理。最后提到“吾见今之医费人特甚，更不论前二说矣”，意思是“医费”决不可与“纸费”“人费”混为一谈，有违办医校建医院的初衷，远离儒家仁义慈善的宗旨。

笔者孩提时代的朋友、自诩为张謇的学生、《二十年来之南通》的作者陈翰珍，在《南通之慈善》一文中说：“南通医院在城南，与医学专门相连。开办于民国二年，为张叔俨、张季直两先生私资创办，半系慈善事业。”

张謇不愧为一代鸿儒，办医校、建医院是他生平宏愿之一，无论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付出，都为人所称道。他虽不从医，但对中医经典，还有医道、医理的深奥内涵理解十分精辟，而且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确实担当得起“先生”之谓。（徐慎庠  江苏省南通中医药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