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论漫议

方论，亦称医方论、医方解，或称方义、方解，是针对方剂有关内容进行考证、剖析、评议的一种文体形式，旨在阐述制方之理、解析用药之要等，对加深方剂的理解、提高方剂的精准应用具有重要作用。兹对此加以分析讨论。

方论之著

清代罗美在《古今名医方论·凡例》中言“有方即有柄，自仲景始也；有方便有论，自成无己始也”，指出宋金时成无己所著《伤寒明理方论》为方论之肇始。

《伤寒明理方论》的说理主要以《黄帝内经》为依据，如《素问》中的“脏气法时论”“宣明五气”“至真要大论”“阴阳应象大论”等篇章所提出的治疗原则、君臣佐使的组方结构及药物气味学说。同时，该书还依据《神农本草经》中的药物性能，参照《千金方》《圣济经》等有关方药的论述，并结合自身的临床应用经验，条分缕析地对《伤寒论》中的20首方剂，阐释了各自的君臣佐使、配伍机理、方剂功效与适应证等。书中方论在前，医方在后，开创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方论先河，也为后世方论奠定了基本模式。

有学者则认为，在成无己之前的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活人书》、寇宗奭的《本草衍义》、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等中已有方论出现，但其所涉方论多呈零星、散在状，缺乏系统、完整的医方之理论分析。

明清时期，方论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医家为此著书立说，如明代许宏《金镜内台方义》、吴昆《医方考》，清代柯琴《伤寒附翼》、罗美《古今名医方论》、汪昂《医方集解》、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吴谦《删补名医方论》、吴仪洛《成方切用》、费伯雄《医方论》、张秉成《成方便读》等。这些方论专著选方有多少，分类有不同，体例有差异，或一方一论，或一方数论，或数方合论；或用语质朴，或辞藻华丽，或行文工整，但大都分析透彻，见解深刻，为现今中医院校《方剂学》教科书的编写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体而言，明末以前，各医家多致力于方剂的发掘、汇集与考证；自明末到清代，则愈加注重药物和方剂的应用机理研究。

方论之例

不同医家对方剂的认识角度与深度各有差异，可谓见仁见智。然而，正是这种不断“发前人之未发”的努力，使这一方剂的意蕴得以揭示，其“面目”也逐渐清晰。

以《伤寒论》桂枝汤为例，可以从不同医家的论述展示这一解读过程。

如《伤寒明理方论》谓：“盖桂枝汤，本专主太阳中风。其于腠理致密、荣卫邪实、津液荣固、寒邪所胜者，则桂枝汤不能发散。必也皮肤疏凑、又自汗，风邪干于卫气者，乃可投之也。仲景以解肌为轻，以发汗为重，是以发汗吐下后，身疼不休者，必与桂枝汤而不与麻黄汤者，以麻黄汤专于发汗。其发汗吐下后，津液内耗，虽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须桂枝汤小和之也。桂味辛热，用以为君，必谓桂犹圭也，宣道诸药，为之先聘，是犹辛甘发散为阳之意。盖发散风邪必以辛为主，故桂枝所以为君也。芍药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为臣佐者，《内经》所谓‘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药为臣，而甘草为佐也。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二物为使者，《内经》所谓‘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姜枣为使者也。姜枣味辛甘，固能发散，而此又不特专于发散之用，以脾主为胃行其津液，姜枣之用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者也。麻黄汤所以不用姜枣者，谓专于发汗，则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分析可谓有理有据、细致入微、鞭辟入里。

再如《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曰：“此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桂枝色赤通心，温能扶阳散寒，甘能益气生血，辛能解散风邪，内辅心主，发心液为汗，故麻、葛、青龙，凡发汗御寒咸解之，惟桂枝汤不用麻黄，麻黄汤不可无桂枝也。本方皆辛甘发散，惟芍药之酸苦微寒，能益阴敛血，内和营气，故能发汗而止汗……是方用桂枝发汗，即用芍药止汗。生姜之辛，佐以解肌；大枣之甘，助内以和里，阴阳表里，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处之能，用以调和气血者，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矣。而精义又在啜热稀粥，盖谷气内充，则外邪不复入，余邪不复留，方之妙用又如此，故之发汗，不至于亡阳；用之止汗，不至于贻患。”

又如《删补名医方论》则着重分析了该方中诸药之间的关系，并对服用方法进行了解析：“桂枝辛温，辛能发散，温通卫阳；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寒走阴营。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散中寓敛汗之意；芍药臣桂枝，是于固表中有微汗之道焉。生姜之辛，佐桂枝以解肌表；大枣之甘，佐芍和营里；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矣。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而精义在服后须臾啜热稀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但易为酿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少留，将来之邪不得复入也。又妙在温服令一时许，微以有汗，是授人以微汗之法，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禁人以不可过汗之意也。此方为仲景群方之冠，乃解肌、发汗、调和营卫之第一方也，凡中风、伤寒，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皆得而主之。”

通过上述三则方论，习者即可对桂枝汤的配伍、主治及服用事宜等有一个全面、生动、深刻的印象，知其然的同时也知其所以然。

也有一些对己方自行作论者，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后世的误解与歧义。如《温病条辨》对自创的“辛凉平剂”银翘散解析曰：“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用东垣清心凉膈散，辛凉苦甘。病初起，且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加银花辛凉，芥穗芳香，散热解毒；牛蒡子辛平润肺，解热散结，除风利咽；皆手太阴药也……此方之妙，预护其虚，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中下，无开门揖盗之弊，有轻以去实之能，用之得法，自然奏效。”

方论之识

医经本来深奥，非注释而难知其意趣；医方每有法度，非解读而难明其精妙。

对于方论的重要性，《幼幼新书·后序》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经籍，吾道之筌蹄；方论，医道之筌蹄。然则然矣，使经籍不存，学者无所折衷，安知夫道之渊源？使方论不著，医者无所夷考，安知夫医之精粗？世有卢、扁、华佗，则处剂意解，妙通于神，何假方论哉？奈何卢、扁、华佗不世，有求其不迂、不泥、不矜、不诬者，盖鲜。士大夫与其委听于庸医之手，曷若因方论求古人用心，以之卫生济世耶！方论之于世，犹五谷之于日用乎，孰谓士君子耻言之。”所谓筌蹄，见于《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其中“筌”指的是捕鱼的竹器，“蹄”指的是捕兔的网，后世以此喻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格致余论》亦云：“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绛香园古方选注》对此也深有体会：“处方则一成而不易，用法则万变而不滞……独于方之有矩，法之有规，犹鲜有旁推交通之者。夫用药之道，等于用兵……而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乌合之众，其不足为节制之师也明矣。然车战之制，房琯用之而卒以致败，则神明变化之用，终有未尽也……其间辨五行之生化，察天时之温严，审人事之阴阳虚实，与夫药性之君臣佐使，无不调而剂焉，所谓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医方考·前言》说得更为直白：“弗明方之旨与方之证，与夫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反正类从之理，而徒执方以疗病，恶能保其不殃人乎！”

医者立方，须弄清病证的发生发展规律，须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还须谙熟药物性能等。显而易见，凡成名方而传世者，最为重要的是要做到方证相应、药病相宜，即理、法、方、药一体化。而要通过方论把理、法、方、药贯通，显然要颇费周章，且要反复验证。不难想见，设若立方者未加阐释，习用者即很难真正、全面地领会其用意，更遑论精准使用，举一反三。这或是方论产生的背景基础。

如《金匮要略》肾气丸，其组方与药物用量均令人费解。而通过《景岳全书》中“善补阳者，必于阴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及《删补名医方论》中柯琴独到之言“此肾气丸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肾气也”，后世才能得以领悟仲景的补肾真谛。

既然是为方作论，肯定会受医家个体因素的影响，如师从门派、学识深浅、临证长短、经验多寡等，因此对方剂的解读水平也有高低，且难免会有臆测的成分。《张氏医通·凡例》为此感慨道：“惟医林最繁，汗牛充栋，莫可名喻……即历代名医，造艺各有所长，文理不能兼善，故选择方论，如披沙拣金。”

对于习者而言，学研方剂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要背诵方歌，掌握方剂的组成与功用，对于一些有特殊要求者，还要记住其药量、用法等。二是要反复研读方论，尽量理解个中意味，力求弄懂悟透，尤其是配伍思路及“另类”用药，如五苓散之桂枝、真武汤之芍药、保和丸之连翘、痛泻要方之防风、阳和汤之麻黄等。三是要临床验证，在实践中对有关认知进行验证与修正。当然，方论所述究竟是立方者的真实意图，还是解方者的臆度揣测，大都不易确定，正确与否也只有验诸临证才能得知。

综上所述，方论是解读方剂的“心法”，是学习方剂的捷径。而学以致用，用方又最忌刻舟求剑，尤需以变应变。诚如明代学士商辂言：“医者，意也。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贵乎临机应变。方固难于尽用，然非方则古人之心弗传。茫如望洋捕风，必有率意而失之者矣……始于用方而终无俟于方，夫然后医之道成矣！”（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