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所红军医院里的中医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在起义后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江西井冈山进军。随着战斗的增加，部队中受伤以及罹患疟疾、痢疾等病症的士兵越来越多，亟待治疗。为医治伤病员，部队组建了红军最早的卫生机构——卫生队，由何长工担任党代表。1927年10月，部队到达宁冈后，前委决定于宁冈的茅坪率先设立一所医院，以解决伤病员的治疗问题。于是，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卫生队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在茅坪的攀龙书院旧址建立了红军最早的医院。攀龙书院是一座三层木质结构的房屋，一层用于安置重伤病员，二层安置轻伤病员，三层则为前委办公室。

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红军队伍壮大起来。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医疗需求，1928年夏，茅坪医院迁至井冈山中心地区的五井，在此建立起“红军后方总医院”。茅坪医院的建立，为伤病员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治疗与休养场所，为部队的机动创造了条件。不仅对早期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党在革命时期领导医疗工作的初步探索。而中医药在这所医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与西医协作发挥骨干作用

茅坪医院作为红军的首所医院，在创建之初仅有3名医生，分别为赖干华、陈金和吴鹏飞。其中，赖干华和陈金为中医医师，吴鹏飞则是西医医师。据《井冈巾帼英雄志》介绍，吴鹏飞是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茶陵时，由营党代表宛希先从街上的流氓地痞手里解救出来的一名医生，经过动员后上了井冈山。然而，身为西医医师的吴鹏飞并非纯粹的西医，他也掌握些中草药技术，并在此处得以充分发挥作用。11月，又增添了赖辛向、黄少古和谢贻阶3名中医。1928年5月初，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为顺应新形势的需求，茅坪红军医院的规模有所扩充。医院从朱德、陈毅所率部队中调入一批医务人员，并招收了一批看护员，此时有16名医生、40多名护理人员。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在这里中医与西医团结协作，共同承担起建军初期医疗卫生工作的艰巨任务。

为红军医疗物资供应提供保障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医院设备和药材十分简单和缺乏，连通常用的红药水、碘酒、药棉都很少。那时的药品来源主要有3个途径：一是地下党组织从国统区设法购买。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这一渠道能获得的药品远远满足不了战时行军的需要。二是打仗时缴获敌军药品。但是敌人很快就不再将西药放置在战争前线，所以这种途径获得的药品也十分有限。第三个途径就是自采中草药。宁冈草医药历史源远流长。在明清时期，就有很多草医运用草药治疗黄疸症、秋痢、跌打损伤、烫伤、蛇伤等病症。为了解决医疗器械的不足和药材的缺乏，医院党支部决定自行开设一个药库，专门负责采集、加工中草药，并将药库地址选定在距离茅坪八里之遥的茶山园。任命吴鹏飞为药库主任。据《井冈巾帼英雄志》介绍，为了建好药库，医疗人员每天上山采挖各种中草药，然后加工成中成药。他们采集的草药主要有首乌、车前草、鱼腥草、麦冬、金银花、接骨草、黄连等100余种，为红军医院的药品保障打下了重要基础。

广泛使用验方以及自制中草药

在红军第一所医院创立与发展的艰苦时期，面对国民党严密封锁所导致的药品与医疗器械极度匮乏，医务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富有创造性的中医药实践。其核心应对策略是充分利用当地中草药资源以及挖掘土方验方开展疾病救治。据江西省卫生志中记载，“在茅坪建立的后方临时医院，收治痢疾、疟疾等病员200多人。当时没有西药，全部用草药和土方土法、民间验方治疗”。据《井冈巾帼英雄志》记录，医疗工作者们将采集的草药经过洗净、切片、晒干等初步加工后，根据临床需要制成多种剂型，如煎剂、丸剂（感冒丸、抗疟丸等）、散剂（伤风止咳散、止血散等）以及膏丹。《红军大本营井冈山根据地宁冈革命斗争史略》一书中也介绍：医疗卫生工作者们注意收集民间验方进行治疗。如用车前草吸脓、细辛草止痛等，通过中西医相结合和土办法等治疗方法，使不少伤员及时得到治疗，很快地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这些自制药剂虽然生产条件简陋，远未达到后世规范的中成药标准，但在当时有效缓解了常见病、多发病的救治压力，成为维系医院运转的主要药品来源。

总体而言，红军第一所医院里的中医药实践，绝非简单的“因陋就简”，而是一次在极端环境下构建应急医疗体系的系统性探索。它充分展现了立足现实、挖掘本地医药资源解决生存与战斗需要的实践精神，不仅为当时的医疗卫生工作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后来党领导下医疗卫生事业形成中西医结合的方针，积累了宝贵而深刻的历史经验。这段历史是中医药灵活性与生命力的生动见证，对于理解中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陈延秋  北京中医药大学）